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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与缅甸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的请示上,周恩来就翻译工作出的批示、
1967年,作者(左一)在周恩来接见外宾时参加合影
1965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现为翻译司)工作,与我同时进入翻译处的有10多个年轻人。
1964年中法建交,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周恩来估计中国的外交将会有大发展,为此要未雨绸缪,准备好干部,指示翻译处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挑选一批刚毕业的年轻人,加以培养,应对即将到来的外事活动..。我们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入了外交部。在此后的外事活动中,我们中不少人直接或间接聆听了周恩来对翻译工作的指导,业务水平不断提高,不少人成为了高级外交官。
翻译不是“传声的机器”
进入翻译处,我经常听到老同志讲,“总理”怎么说,“总理”又有指示啦……。那时,外交部的人都把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为“总理”。周恩来对翻译工作特别关心,经常在见外宾前后通过口译或陪同人员对翻译工作提出要求。
周恩来对提高翻译的外语水平很关心,在日理万机中还经常想到翻译。他多次批示,要求我们每天要有3个小时练基本功(听、说、写、读、译),互相用外语对话。那时国内没有收短波的收音机,不能听外国电台的广播。但是学外语不听有关国家的广播,怎么能提高听力呢?为此周恩来特批为翻译处从国外买了几台有短波的收音机。我们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围着这几台收音机听英美的新闻广播。
1969年,我们在广东潮汕牛田洋军垦农场劳动时,周恩来还想到了有这么一批年轻人在“接受再教育”,派出外交部干部司司长张永宽到牛田洋,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看望我们,向我们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每天必须要有两个小时学外语。”大家听了很激动:总理是怕我们在农场劳动把外语忘了啊!可是在极“左”思潮横行的年代,连周恩来的指示都得不到落实,有人甚至认为张永宽的讲话是“大毒草”,应予批判。我们学外语的计划因而付诸东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