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权的诉求明显是一种积极的要求和主张，它意味着政府或他人担负着积极的供给之责。基于现代主体性权利的消极本质，作为积极权利的..权是否可能？为此，本书考察了最具代表性的几种关于普遍..权的道德论证。这些论证的一个共同的也是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它们要么立足于人与自身的关系，要么立足于人与外物的关系，却忽视了主体性权利最根本的维度——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它们都无法充分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即便他有特别的需要或处于困境之中)有什么资格对他人提出积极的要求？积极权利的倡导者们难以在普遍意义上回应这一问题，而这一失败表明，现代权利概念似乎无法合乎逻辑地扩展到..权上来。
▲..国家出现前，1935年的反饥饿..。
好在，这种否定性的结论及其依据也为我们寻求有条件的..权提供了方向，那就是，我们要立足于人与人之间的特定关系来探求..权的可能性。以自然权利为表现形式的消极权利是无差别的私人间关系的产物，同时也是调节这种关系的准则。它们意在维护每一个人的私人自主性，亦即不受干涉、不受支配而自由选择、行动的可能性。那么，当人们跳出这种私人身份，从私人变成公民(例如通过洛克式的契约建立政治共同体，或者是其他方式)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它可能不再是那种无差别的、普遍的私人关系了，而是变成了特定的政治共同体之内的特殊关系。鉴于我们总是把..权视作直接针对国家或政府的权利，考察通过建立政治共同体而形成的这种新的政治关系，看其是否具备生成..权的伦理潜能，无疑就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思考方向。
本书表明，对..权的辩护确实需要一种特定的政治理论。..权并不享有独立的道德地位，它们只能是平等主义分配正义的副产品和派生物。而这种分配正义的要求本身则是建立在公共自主性这一前提之上的。具体说来，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乃是从政治共同体的公民们平等共享公共权力这一特定民主理念出发、把国家权力正当化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