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催生” 能否逃离低生育陷阱

原标题：东北“催生” 能否逃离低生育陷阱

被称作“工业长子”的东北地区，是二人转和大秧歌的共同故乡，乱炖和酸菜的大型厨房，抖音快手流量明星的供应者。

如果说东北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段子手，那么在最新的统计数据中，“段子手”一年间便减少了42万个。欢腾幽默背后，东北低生育的困境引发关注。

早在20年前，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东北三省就已坠入学者口中的“生育陷阱”，总和生育率低于1.0。《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年》显示，2006年到2015年，东北地区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0.21%，不足全国同期水平0.5%的一半，人口增长基本趋于停滞。

2月18日，国家卫健委答复..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时表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探索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

生还是不生？现在不仅是个人问题，还是一个公共议题。

此次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的探索是否能起到“催生”作用？东北低生育率困境如何破题？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如何逃脱低生育陷阱，也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提前陷入“生育陷阱”

家住长春59岁的刘女士，越发觉得周围职业的老年化倾向，“我年轻的时候，很多岗位都是年轻人的，比如商场营业员，公园售票员等。但我现在逛超市，几乎所有的员工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上世纪80年代，刘女士毕业后到学校工作，学校里的职工大多是20来岁的小年轻。后来，年轻的面孔越来越少。“我退休前，2012年左右时，我们单位工作的人几乎都是40岁左右的人了。”

在这次“东北率先探索放开生育限制”进入公众视线之前，东北人口生育困境已经浮出水面。

总和生育率作为衡量生育水平的重要指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按照某年的生育水平或生育模式，平均每位妇女生育的子女数量。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要达到正常人口更替水平、保持上下两代之间人口的基本平稳，总和生育率一般要达到2.1，而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以下，有学者把它叫作生育陷阱。”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姚引妹说。

早在20年前，辽宁、吉林和黑龙江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98、0.84和0.88，已低于1.0。十年后，2010年东北三省总和生育率进一步降为0.74、0.76和0.75，已接近北京和上海两个直辖市的水平，在全国分列第3至5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东北地区的人口问题不是两三年间才有的事情。“我们在关注东北经济振兴问题中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当地生育率就相对较低。”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成为排头兵的东北老大哥，1949年城镇化率已达到21.27%，1995年东北地区城镇化率达到49.4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4个百分点。

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丽敏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人才到东北参与经济建设，所以东北人口素质在全国来看也比较高。人口学上讲，一个地区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越高，人口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意愿就越低。因此，在没实行严格控制生育政策时，东北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了。

也就是说，近几年开始成为公共话题的低生育率以及生育意愿的转变，东北人早已有了切身体验。

“经济发展会让人们享受到更加完善的社会..和社会保障，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随着孩子养育成本上升，孩子的效用下降了。而在社会的发展下，女性受教育水平增高，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在学业及工作层面，因此生育意愿比较低。”姚引妹说。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她直言。

除却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对生育的自然“降温”，计划生育的国策则加速了东北地区向低生育率的转变。

宋丽敏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东北地区控制得比较严格。因为政策执行力度大，很多人不敢违反生育政策，这又与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高相关，“单位人”多，易于通过工作、身份等进行控制。

“城镇化越是发达的地区，职工比例越高，他们不仅享有劳动保障，而且在住宅、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享有较高的..待遇，一旦因违反政策而遭受处罚，受到的经济损失更大，不仅要缴纳罚款，而且对其升职、加薪造成直接影响，甚至面临失业或被注销城市户口。”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侯力曾撰文指出。

她还提到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在东北地区的高沉没成本，东北地区城镇化率一直较高，因此，很少有城市职工愿意为多生育而承担违反政策这种高成本，从而使计划生育政策在东北地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刘女士之前的一个邻居，曾因为超生被罚款，工资降了级，生活也变得很紧张。“后来这个惩罚程度似乎越来越重，还听说过有人因此被开除。我们那个年代的工作和现在不一样，有人丢了工作可能真的就没有营生了。”

警报拉响

多重历史因素下，东北低生育格局已然显现。

宋丽敏前几年在生育研究中提出了“生育意愿刚性”的概念。她解释称，人口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低就很难提升，进而形成一种惯性，不愿再多生育子女。

27岁的杨景尧直言自己这一代人多生的意愿不大。“我身边的同龄朋友，人在长春的大多数都已经结婚，也有不少生了孩子。但认识的人中，只有一个朋友生了二孩。”

2011年，辽宁省人口开始进入负增长。

侯力指出，由于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东北2010年0-19岁人口占比已降至6.01%。经过代际传递以及规模不断扩大的人口外流，未来20年东北地区育龄人口将进一步下降，必然会对生育水平下降起到更为严重的影响。

不容忽视的是，进入“10代”，东北人口生育的雪上加霜更绕不开经济问题。此时，东北地区已经褪去老大哥的发展态势，进入产业转型的阵痛。

2015年末，辽宁省常住人口相比2014年减少了9万；同时，辽宁也是2016年上半年GDP增速排名中，全国唯一一个负增长省份。

“2015年辽宁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体制转换及结构转型矛盾突出，人口出现了净流失。经济下行，影响居民的就业机会、就业收入及未来发展前景，所以就会出现人口外流。”宋丽敏称，我们研究时用常住人口减去人口自然增长数量发现，2000年到2014年，辽宁省年均净流入约5万人。从2015年开始，年均净流出5万人左右。

宋丽敏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做过微观研究，选择了1万多个样本，结论是：人口外流与经济增长速度、工资水平、对外开放度和人均资本水平关系最大。

她告诉新京报记者，东北流出人口中的高素质劳动力对这几个经济变量尤其敏感，可以说，东北地区流失的是高素质的、年轻的劳动力。与此同时，流入的是年龄偏大的、教育水平偏低的人口。研究发现，流入与流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近两年。

杨景尧2016年从吉林大学毕业后，先在哈尔滨工作了一段时间，来年便辞职去了北京，在一家体育报当中国足球部的编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我就常常感慨，如果这份工作是在老家长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