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崩松倍、玉井幸助等人的分类，根据中国的日记文献的实际状况，笔者从便利史料利用的角度着眼，兼顾形式与内容，把中国的日记文献分成以下十四类。1）记事备忘日记：
这是最为普遍出现的一种日记形式，此类日记数量最多。按日记下比较重要的事情，属于流水帐似琐碎记录，作者一般较少写出自己最真实的感想。
其作用犹如吴宓所言：“体例一取简赅，以期能不中断，如电铃之扣码、书库之目录。凡藏储脑海者，他日就此记之关键，一按即得。故惟示纲目，而不细叙，藉免费时而旋中辍云。”19这些日记往往保留了寻找作者思想历程的重要线索，如《鲁迅日记》等。《张元济日记》也是比较典型的记事备忘日记，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73万字，是作者1912——1926年间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和经理工作时的记事备忘日记，200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经张人凤整理，增加了1926年辞监理后的日记，1937年日记的残本和1949年参加建国后的两会日记，总字数多达85万字，并制作了人名和书名的索引，极便使用。研究者则可以从这些流水帐式的细节描述中发现很多鲜为人知的材料，体味一种触摸历史真实的快感，很多张元济的传记和出版史的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利用过《张元济日记》。
张元济故居已成为文保单位2）工作日记：
可以分为集体工作日记和个人工作日记两类，古代的扈从日记和差事日记、近代以来的航海日志等均属于这一类。
如高士奇在康熙朝南书房行走，随同康熙东西巡幸，作有日记多种，为《松亭行纪》、《扈从东行日录》、《扈从西行日录》、《扈从纪程》等，其中除了沿途山川地理、地名由来、古迹风俗的记述，还有行程中君臣的对话和不厌其烦地记述自己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赐和感恩之情，显然他这些工作日记是希望康熙详细审读的。乾隆五十五年（1790）七月至次年二月，王昶奉命到湖南处理工作后写下的《使楚丛谈》，除记录入楚后闻见的自然灾害的情况外。还叙述了汉江、沔江、洞庭湖等泛滥的情况。潘祖荫（1830——1890）八次派往西陵办事，写有《西陵日记》，1858年以正考官赴陕西，有《秦酋（左有车字旁）日记》等，都属于工作日记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