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汉时期起,皇权政治便追求极致的中央集权,虽说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干政,扰乱朝纲,但说到底他们都是皇权的延伸和变种。但从曹魏时期开始,九品中正制度的人才选拔标准正式启用,士族逐渐壮大变成了集团化的门阀,成为了皇权与平民之间不可忽视的重要阶级,从西晋时依附皇权,到东晋时与皇权共治天下,再到隋唐时期逐渐走向灭亡,士族门阀在中国古代走过了四百余年。曹魏时代,军事权力向稳定政权转变,九品中正制度的开始
东汉末年,各地军事力量割据,在这些武装军事力量中,有一部分是豪门大族,依靠家族力量招募军队,另一部分则是缺少强硬家族背景的理想主义冒险家。
三国鼎立时期的曹操,刘备和孙权都是后一种,他们靠着强大能力开疆拓土,以军事权力为根基建立政权,但不幸的是,他们的继任者都没有能延续祖辈的统治力量。
剧照曹操
建国者带来的军事力量和权威声望,在其过世后就基本消失了,要建立长久的国家政权,就导致权力转入当地士族门阀手中。当朝廷强势时,他们与皇权政治和谐共处,但是当朝廷无力时,士族门阀便会从中央独立出来。所以最后司马家统一三国,建立晋朝,与其说曹魏后代的无能孱弱,不如说士族兴起顺应时势潮流。
实用主义至上,是曹操一直以来信奉的人才选用标准,他多次声称,官职的大小只能有才能大小来决定,不用看他是否仁义,是否忠孝。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这个观点无疑是对东汉末年,那些主张道德权威对抗宦官和外戚动乱的无能的士族精英一次故意打击。但是为了能从军事门阀变成真正的帝国管理者,为了将纯军事权力向稳定政权转变,陈群的“九品中正制”应运而生,但是这一用人选人制度直到曹魏220年,曹丕即位后才真正确立实施。
剧照陈群
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每个州郡中都有一个负责人才选拔的官员,叫做中正。郡县的中正负责给自己的辖区内有德有才符合人才标准的人,确定品级,最高一品,最低九品。然后将结果上传给州中正,由他批准后,最终呈交到国家。
九品中正制的规则看似公平恰当,但是因为德才兼备的标准不能量化,所以这样选拔人才的运作方式,慢慢被当地的士族大家所垄断,士族大家族凭借声望和人脉,完全掌握德才兼备的门槛,九品中正制逐渐变成了士族小圈子的内部游戏。
唐代大学者柳芳曾说,中正“皆取著姓士族为之”。那些有军事或者行政能力但出身不够好的年轻人,他们的入仕晋升之路完全被堵塞。
剧照曹丕
曹氏家族似乎对士族有着天然的偏执抵抗,但是无论是曹丕还是曹叡都没有曹操的政治军事手腕,所以曹家的权力不断在他的后世子孙手中被向外推。与曹家的独立无援相比,司马家族则主动和世家大族通过联姻和政治结盟团结在一起。
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夺取政权。公元265年,曹奂禅位于司马炎,西晋时代开始。西晋时代,士族门阀壮大兴起
司马家族掌权后,为了巩固稳定与同盟者士族门阀的关系,九品中正制更加备受重视,且可以被修改,从此士族门阀的权力如日中天,阶级利益逐渐固化。
首先,司马氏在九品中正制中,恢复了贵族爵位世袭制。司马氏的宗族皇子和开国元勋的名门望族,被授予爵位。有爵位的宗族分支,他们子孙后代进入政治系统时,自动获得三品或四品的官职。而那些有功的同门贵族的后代,官位也不同跌落出五品。
司马家族
第二,当官变成了拼爹游戏。曹魏末期,初入仕做官人的官位品级,由他爹的官职所决定,但也会同时考虑家族背景和个人天资。但是等到公元280年,西晋建国后,父亲的官职成为儿子做官评判的唯一标准,甚至会凌驾于世袭的爵位之上。
如此这般的变化,使得西晋时期的做官入仕变得程序化,但是对于寒门子弟来说却是并不可操作。虽说西晋时期,地方政府依旧保持着汉朝所提倡的“举孝廉”来选拔人才,但是这种方式依旧不能撼动士族的阶级利益。
通过察举制出仕的人,发展前景极其有限。因为不是通过世袭来获得官职,都是最低阶的。很多寒门子弟拼尽一生努力,只能做到四品或五品的官职,而这只是士族门阀子弟的起跑线而已。东晋时代,士族门阀政治的黄金时代
司马氏在看到曹家崇尚法家精神,搞中央集权,最后危局内,孤木难支无人救援的结局后,看似吸取了失败的经验,但是矫枉过正,历史眼光有限,大搞封王大搞封建的结果,便是司马家族内爆发“八王之乱”,西晋灭亡。
经过汉化的匈奴人刘渊,自称为汉朝刘氏家族后人,于公元304年自称“汉王”,公元311年,带领少数民族混合部队,攻下洛阳。晋室南渡,司马睿在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建立东晋。
匈奴人刘渊建立后汉
西晋灭亡,司马家族被迫南迁,处于流亡状态的皇权政府,是靠什么在建康重新恢复政权,建立东晋的呢?答案就是,士族门阀,而且还是具备武装力量的士族门阀。
山东琅琊王氏,顶级门阀士族,跟随者司马睿南迁建康。西晋的灭亡,让王氏家族的王导看到,只有在南方建立政权,才能筑起抵抗胡人的最后一道防线。虽说王导有能力有资金有资源,但是他缺少统治者的名分,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他看到了司马睿的皇族身份,而司马睿则顺水推舟,利用他的王氏家族的资源,双方各取所需,资源共享,一个在王导指导下的司马氏的傀儡政权,东晋,建立了。有民谚说“王与马,共天下”,这里的“王”便是琅琊王氏。
东晋地图
西晋大约有一百万的人口南迁建康,这时候南方当地的权贵家族是有抵触的,但是他们有钱却没有军队,北方士族门阀带着军事力量南下,最终双方达成共识。北方士族手握权力,他们向南方士族授予官职和爵位,以及通过联姻的方式,巩固双方的家族地位。这样,新建的东晋朝廷,就这样被这几个新兴的家族所把持,而这些家族则通过向建康地区的佃农征税而发家。
东晋建国初期,各个家族之间、皇帝和家族之间都维持着一种微妙的政治平衡,曾经的司马睿眼看王家独大,想要处之而后快,王家看着皇权无能,也想着要取而代之,但是最终都以失败而结束。
王氏家族里面的王敦,曾经发兵造反,剑指建康,意图谋朝篡位,但东晋朝廷依靠了郗鉴在京口的军事力量,挽救了东晋朝廷和门阀政治,让皇帝和家族之间的平衡没有被彻底摧毁。
而在这之后,因为王氏家族的这次谋反,东晋皇帝对王氏家族充满了戒备心,庾氏家族得到重用。王氏家族只好和打败了王敦谋反的郗鉴勾搭在一起,借用郗鉴的军事力量,和庾氏家族相抗衡。这种互相抗衡局面的出现,标志着门阀政治进入新的阶段:
各大士族都是在自己家族和同盟者家族的支持下,努力巩固在朝廷的影响力,以便被赐予高位和声望。他们不断运用计谋战胜竞争对手,从而获得政治权力。皇权政权对士族门阀来说,不过是名义上的工具,对他们的权势造成威胁的唯一因素是其他的士族门阀。隋唐时代,士族政治集团秩序被洗牌,科举制度抬头。
隋唐的开国皇帝杨坚和李渊都是来自关陇集团的士族门阀,但是他们的后辈都表现出相似抵抗士族的举动。
隋炀帝杨广,在他登基之初就连杀了三位元老重臣,高颎,宇文弼,贺若弼。你可以说他独断专横,诛杀功臣,但也表明了他想打击贵族,加强皇权的用意。而后他一定要坚持迁都洛阳,也是想摆脱身在长安,来自关陇集团的政治束缚,稀释士族门阀干部队伍,组建自己的朝廷政治班底。
剧照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有着和杨广一样政治思想,他多次提到,人的地位应该取决于能力和官职,而不是源自于古老家族的陈旧的声望和血统。所以,他在看到修订编撰后的氏族谱中,崤山以东的山东士族的排名,超越李氏家族前的时候,心情大为不满。
他认为,现如今身在朝堂上臣子,无论是靠武功安邦,还是用智慧来定国,他们都要比那些日渐衰微,才智庸俗,无立业之功的士族门阀要值得被重视。
从贞观六年开始,历经六年时间,李世民下令重新修订的《贞观氏族志》问世,其修订的标准非常简单,完全抛弃之前的约定俗成的士族概念,而是所有人在朝中的官品越高,在氏族中的等级也就越高。
当然,排在朝堂前列的官员大多来自于自己出身的关陇集团,这其实也没有完全做到士族和寒族的重新洗牌,但是李世民的此项举动则明显传递了机会平等信号,这也为之后科举制度的兴起,提供了必然的基础。
古代科举
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发扬在唐朝,科举制度的出现改善了“出身决定一切”的状况,虽然士族豪门有着较寒门的优秀的教育资源,提高了科举入仕的概率,但是他们所有人在皇权的面前都是平等的,家族门第不在是决定官职的因素,政府也不再对编撰士族谱牒有兴致了,因为所有人的地位都来自于国家的认证。
等到武则天时期,她为了维护自己政权,大量启用寒族干部,稀释士族官员队伍,士族门阀不断被边缘化,这也为士族门阀在宋朝时的彻底灭亡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