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着用人不疑，疑问不用的精神，建文帝在军国大事上完全放权黄子澄、齐泰，削藩虽然符合其想法，但对建文帝而言却不是最要紧的事务。建文朝的大部分时间，建文帝的精力放在改制以实现自己和父亲的政治理想上，对朱棣不够重视，所以在战场上屡战屡败，但建文改制则得到了天下人的支持和期待。
建文帝即位初年，主要精力放在改制而非与朱棣的战争上，这是他自幼以来的政治理想，也是他父亲朱标的遗愿。
官制改革为建文改制最主要内容，自不待言；由于建文史料《皇明典礼》的发现，使建文礼制竟而获得了最原始材料，因而也有了予以特别关注的必要；改变洪武肃杀的政治气氛，使治国之道由猛趋宽，本属建文改制的宗旨，因而法律之改，理所当然位列其中；经济、社会政策，作为“制度史本位”的“外缘”，将在最后讨论。
建文官制改革是有计划、分步骤进行的，显系一套对政治制度的通盘设计，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带有浓重的方孝孺个人政治学说的痕迹，也饱含了朱允炆本人对治国之道的考量。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上看，建文官制都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是一系列有系统的措施。
前文提到，军国大事全在黄子澄、齐泰掌握之中，他们二人在建文初年以柄国大臣的面目出现。方孝孺既不得跻身宰辅执政之职，那么把精力集中于官制的设计、改革，可算得其所哉。
方孝孺军国干略胜于齐黄，可惜未能发挥
方孝孺与齐黄固有权力之争，但未能胜过齐黄而执掌大权，恰巧给了他们以不同的分工，可谓是：外事问齐黄，内事问正学。同时，朱允炆对削藩讨燕实际也并不甚热心，建文初年他的主要精力实则是与方孝孺讨论周官法度，倾心于治国经邦之道。
如此，齐黄得掌军国大政，方孝孺、张紞、陈迪与朱允炆本人主抓内政，构成了建文前两年的主要政治格局。方孝孺、朱允炆不知兵事，恰能得其所长于内政；朱允炆放权齐黄，齐黄却目不知兵，却误国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