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明英宗朱祁镇这个昏聩之君时，我们总不能越过的一个人那就是成就他昏聩之名的王振。
落第秀才出身的王振，在屡试不中之后，恰逢明宣宗朱瞻基开太监识字、招纳识字太监先河，于是足够机智的他为自己找了一条更适合自己，通往罗马的大路。
在挥刀自宫之后，这位心机颇深的不第秀才，便一步步的从东宫局郎成长为明英宗朱祁镇的司礼监掌印太监。
这个司礼监掌印太监，虽然官阶不高只是四品，但却位居明朝十二太监之首，负责的是在国家决策中“批红”盖印。作为皇帝最为信任的人，更作为外官了解皇帝想法的最直接通道，可想而知，这是一个位卑权重的“肥差”。
于是，王振利用朱祁镇的信任，开始勾结内外官僚，专权擅政。其势力之盛，以致于在张太后、三杨去世后，众多公卿大臣称其为翁父。当然朝堂之上，也不尽然都是攀附之辈，翰林侍讲刘球，便曾就王振不法进行上奏，但王振可谓是心狠手辣，利用自己党羽遍布，以诬告形式将刘球下狱，残忍的将其尸体肢解；最为可气的是即便身为皇帝，朱祁镇都以先生称呼王振。
如此一来，朝堂之内群臣自知不能与之斗，便只得选择等而下之。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少直臣，此时的朝堂之上也出现了一位，名唤薛瑄。
在正统六年，当时大理寺少卿位置出缺。大理寺作为掌管国家刑狱案件审理的衙门，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少卿乃是副职，位居大理寺卿之下，可谓是一个实权职位。因此，王振自然也是想利用这个职务拉拢同侪。
在询问了杨士奇之后，他选择了自己的同乡薛瑄。于是薛瑄也顺利的成为了大理寺少卿，而王振则命人备上厚礼，前去拉拢。但作为一个直臣，薛瑄对于王振宦官擅权、作威作福的行径早就心生厌恶，自然不愿意与他们同流合污。对于当时官场上盛行的就任、离任都要拜谒王振之举，薛瑄也是不屑一顾，即便有杨士奇劝说他也是坚决不去。
一句“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便是他的直的明证。但是若遇明君，直臣必然能够善终，甚至可以谱写君臣相知的故事；但此时的朝堂之上，坐的却是昏君朱祁镇。薛瑄的结局，自然堪忧。
王振对于薛瑄的举动，自然也是大为不满，无时无刻不想着报复，更希望借此事立威。很快一起刑狱案件告发，也让王振找到了机会。
原来，王振有个干儿子王山，与一小妾勾搭，希望能够娶了这个小妾。此户人家的情况是。丈夫新丧，按照《大明律》：小妾要想出嫁，当取得正妻许可。而当时由于夫婿新丧，作为妻子的贺氏便命小妾守孝三年，才能出嫁。如此一来，王山自然不乐。便与小妾商定，诬告贺氏，扬言贺氏与人有染，并且是贺氏害死了亲夫。
其实，这件案件事实清楚，在仵作验尸后也未发现死者有被害死的症状。但王山有干爹王振撑腰，又是锦衣卫身份，同时作为三法司之一都察院中，督察御史王文也是王振一党。
因此，贺氏也被冤判为死罪。在都察院向大理寺上报此案后，薛瑄接手此案，发现供词有异的薛瑄随即将此案，发回都察院要求重审。
而王文则坚持此案事实清楚，并无错勘。如此此案，只得又到了同为三法司的刑部手中，刑部在再次勘察后，确定贺氏之夫死于药石无用的大病，而非毒杀。也就是说贺氏乃是被诬陷的。
因此，薛瑄便将此案整理，向明英宗弹劾王文。可惜的是，此时的王振一党俨然是只手遮天。在三人成虎、众口铄金之下，明英宗已经偏向王文；外加之王振，利用威赫再次施压刑部，此时的刑部主官为不得罪王振，对贺氏用大刑，贺氏屈打成招，只得被迫承认是她害死了亲夫。
此时，王振便利用群党关系，让众人上奏参劾薛瑄。最终，在昏君、佞臣、宦官的三方构陷下，薛瑄也在王振授意之下，被王文判处死刑。
可这件事并未完结，虽然被判处死刑，但由于薛瑄平素为官清廉公正，因此无论是在士林还是群众之中口碑甚佳。群臣也纷纷上书，请求重审，当然此时的朱祁镇早就把大事交由王振，因此上书也不能解救薛瑄的命运；但真正的转机却是来自民间，更确切的说是来自王振府上。
在朱祁镇委以重任后，王振大肆中饱私囊，因此也便置办下了豪华的府邸。而就在薛瑄即将行刑时，王振回府，却见一府中的一个老奴仆在哭泣。因此好奇之下，便询问原因，老翁说到：薛瑄今日要被问斩，但他是好人，名声甚大，如此杀了，这天下可谓是没有好人了。
语言朴实，并无深奥道理。但在王振看来，却别有意思，自己虽然得势，却终究是依仗的朱祁镇 ，而人言可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旦家乡人知道自己杀害了同侪，自己肯定是要遗臭万年。
于是，他命王文又改判薛瑄死刑为削官归乡。薛瑄也算是凭借老乡的身份，求得一条生路。至于王振，在1449年一次回乡途中，与朱祁镇一同创下了土木堡之变的惨剧，王振本人也自杀而亡，名声更是遗臭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