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在一位算卦先生的启发下，陈胜和吴广在薄绸（帛）上，用朱砂写下了“陈胜王”三个红字，并把它装在鱼肚子里。戍卒买来鱼，剖开鱼肚子，意外地发现了鱼肚子里的薄绸和红字，感到非常惊异。到了晚上，吴广又跑到附近神庙，点起灯笼，装作狐狸的叫声：“大楚兴，陈胜王”。戍卒听到这叫声，更加感到诧异。第二天，大家议论纷纷，传说着这件怪事。眼见舆论成熟，陈胜、吴广遂“斩木为兵，揭竿为旗”，顺利发动了起义。
中国历史上这类谣谚非常多,它们虽然具有深厚的神秘色彩,却同时也朴实原始地反映了民意向背｡
元朝末年,黄河洪水冲毁了山东地方的海盐场,影响了元政府的财政收入,于是，元政府发十三路民工十五万人修河,引起民怨｡正准备起义反元的白莲教刘福通等人,利用这个机会,刻了一个独眼石人,埋在即将开挖的河道上,并散布“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做号召,不久，黄河里真的挖出独眼石人,消息不胫而走, 广大群众一看是天意,于是天下真的“反”了｡
在社会将要出现大的变革或转折点的时候,这一类的谣谚就格外容易出现｡然而,由于历史年代久远,今人已经很难考证出这种以谶语或预言形式出现的政治谣谚,其作者究竟是普通民众,还是怀着特定意图的政治投机者｡甚至很难考证出,这些谶语真的是当时盛传,还是后世为史者刻意添加进史册中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谶语预言型的政治谣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政治气候｡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诗(谣谚)”是“史”的前身,是中国社会在出现文人写史、史官记事之前的社会信息存储器｡在史官记事制度系统化之后,谣谚依然承担着民间史的流传与表达功能,是正史的重要补充｡
人们在传唱歌谣时,往往以一些有广泛影响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为歌唱对象｡历史传说故事歌,有长有短,短的三四行,提到一个人物或事件,长的从几十行到几百行不等,这类歌很受人们的欢迎｡
这些依赖谣谚传播至今的历史人物、历史故事,有些是没有资格被记入正史而流传的,比如《孟姜女》和《木兰辞》；有些则是为正史所避讳的，例如诗经中有《新台》一篇,一直被认为是当时民众暗喻卫宣公强纳儿媳的歌谣,强烈讽刺了当时“礼崩乐坏”的诸侯宫廷生活｡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况,谣谚都充当了民间良史的角色｡
古代政治谣谚并不是都是仅仅针对官场中人的。中国古代臣民心理中的奴性传统，也是讥讽的对象。如《笑得好》初集中记载，有一人偶然朗读古文：“临清流而赋诗。”旁边有一人急忙问道：“何处临清刘副使？为什么不早些对我说？让我好奉承奉承他。”读古文者答道：“此乃《归去来辞》。”这人于是改颜缓说道：“我只道他是个现任的官儿，若是这个归去来辞的官儿，我就不理他了。”
《笑得好》初集引言中写道：“人以笑话为笑，我以笑话醒人。虽然游戏三味，可称度世金针。”可见，有些政治谣谚的创作，有规劝讽刺对象自律的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