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记作者，张新颖惯常从看似细枝末节的琐事切入，尽量避免用自己的方式去叙述材料。相比加入自己的想法和观念去解释、判断传主这种对作者和读者都“痛快”的做法，他更喜欢用直观呈现材料和引文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更具有开放性，这种开放性是向更多和更深的理解开放。他也坦言，作为一个研究者或是传记作者，仍然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内在的自我”，但这种内在的自我也应保持在内含的状态并始终具有其开放性。他说：“人是活动的，人是在生活里面的，人是在他的行为里面才表现出来一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那个人就是僵化的，所以我要把这样一个生命呈现出来。”
《九个人》依然在探讨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可能构成的复杂关系。虽然在二十世纪中国，个人的力量过于弱小，“不过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而且隔了一段距离去看，你可能会发现，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它历经千劫而不毁，还活在今天，还活在当下的文学身上。这种生命力，不仅是说它自身的生命力，更是说它具有生育、滋养的能力，施之于别的生命。
谈到自己的恩师贾植芳，同门师兄弟感慨万千。严锋说，做先生的学生，常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骄傲。张新颖也将贾植芳看作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他本身是一个作家，跟从他学习现代文学，与跟从一个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学是不一样的。因为贾先生本身就是现代文学里面的人，语言又极其生动，他给你讲的东西会一下子把你带到历史现场里，他给我讲了很多茅盾、郭沫若等人的故事，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现场，而不是文学史里所写的历史。就这样，慢慢地影响我看待这段文学的视野、眼光和心态。”
无论是写沈从文，还是写《九个人》，张新颖都更希望一般读者可以有兴趣一读，“知道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精神，那就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