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酒事，酒本身自然是第一。此外同样重要的两项便是饮酒方式和酒器。而酒器之名目、时风影响下的酒器之造型与纹饰、酒器在不同场合的使用，又同前两项紧密相关，以此共同构成一个时代的“酒文化”。
元代从西域传来蒸馏酒，时名哈剌吉，不过时至明代，出现在南北宴席上的仍以黄酒为多。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五“烧酒”条曰：“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又述其利弊，道“烧酒，纯阳毒物也”，“与火同性，得火即燃，同乎焰消。北人四时饮之，南人止暑月饮之。其味辛甘，升扬发散；其气燥热，胜湿祛寒”，“过饮不节，杀人顷刻”。
相形之下，黄酒自然温和得多。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酒”条曰“士大夫所用惟金华酒”，这是明代中后期时候的境况。而成书于康熙年间的刘廷玑《在园杂志》卷四“诸酒”条尚云“京师馈遗，必开南酒为贵重”。直到晚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四“绍兴酒”一节仍曰“今绍兴酒通行海内，可谓酒之正宗”，“实无他酒足以相抗”。
《金瓶梅词话》故事发生地点的山东清河虽为托名，但作者选取的素材该是以北方为主，而书中提到的酒，诸如金华酒、浙江酒、麻姑酒、南来豆酒（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云两浙各郡邑所出名产皆以地得名，所举诸物有“金之酒”，即金华酒。麻姑酒产江西，见《本草纲目》卷二十五《酒》。豆酒，宋应星《天工开物》第十七《麯蘖》“酒母”条曰：“近代浙中宁、绍则以绿豆为君，入麯造豆酒，二酒颇擅天下嘉雄。”），都是南酒，即便烧酒，亦为“南烧酒”，虽然这是很低档的一类。
篠田统《中国食物史研究》“明代的饮食生活”一节说道，“酒类，连烧酒都标明南烧酒，非常推崇南方的酒，但尚未有绍兴酒的名字，通常推举的是金华酒，也能看到苏州三百泉酒的名字”。“这时候的白酒不是现在的高粱酒，后者明代称作烧酒或者火酒。至于白酒盛夏也要温后喝，这白酒可能和《齐民要术》中的用法一样，指的是浊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