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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文运动”到“金精美玉”——苏轼的文学追求

2020-03-27 09:22:54 暂无 阅读:1991 评论:0

人生缘何不快乐

只因未学苏东坡

从“古文运动”到“金精美玉”——苏轼的文学追求

苏 轼

苏轼是有意在文学事业上继承欧阳修的人物,由于他的长期辛勤创作和对于后辈学者的培养,一个新的文人政治集团在他的周围形成。这个集团在当时政治上没有像他们的前辈范仲淹、欧阳修等在庆历前后起的作用大,然而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是更其广泛而深远的。

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活动家,苏轼在政治上有他一贯的主张。然而他没有过分强调文章的道德意义与政治作用,而喜欢比文章作“精金美玉”“金玉珠贝”。这比之初期从事“古文运动”的学者,要求以文章为“载道之具”,借以“左右名教,夹辅圣人”,见出他是更其注意文章本身的艺术价值的。

从“古文运动”到“金精美玉”——苏轼的文学追求

苏轼自说少年时读书,每一书分作数次读,一次只就某一方面的材料去钻研。如第一次只从古今兴亡治乱方面去看,第二次只从典章文物方面去看,这样读了几遍,他把这书里重要的几个方面都摸透了。当他临文时,不论遇到哪一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联想起他过去的学习心得加以发挥。他自称这是“八面受敌”的方法。苏轼早年写的历史论文,如《鲁隐公论》《管仲论》《六国论》,和后来上书朝廷论军事政治,每提出一种意见,都能联系古今史实及前人论著,反复加以说明,见出他这方面的功夫。

然而这仅仅是苏轼文章基础的一个方面。这方面的基础使苏轼的散文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可是它还不能说明他的“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的艺术特点。苏轼少年时在他父亲指导之下,曾多方面向古人学习。就议论文说,他受《战国策》《孟子》《庄子》的影响较深。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说他少年时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接着写了三篇《中庸论》。《中庸论》在苏轼散文里不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然而已经看出他散文风格上的某些特征,那就是说理的透辟与想象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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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贾谊已经总括战国秦汉之际的历史形势,深究治乱的根源,对汉朝的政治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到了北宋时期,经过历代学者的记录与整理,我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历史经验更其丰富了。苏轼从小读书,就“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从他集中评议古人、史事、时政的论文看,他对于当时社会的问题和各个问题之间的错综变化关系是确有所见而且提出了自己的对策的。

他的《策断上》说:“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为中国之大忧,而其动也,有以招内之祸。内之民执其存亡之权而不能独起,其发也必将待外之变。”基于他对当时政治的这种认识,他对内主张行宽仁之政,通上下之情,使“百官之众,四海之广”“关节脉理,相通为一,叩之而必闻,触之而必应”。这在精神上跟贾谊《治安策》要求“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是一脉相通的。对外他不主张轻易用兵,但坚决反对避寇迁都的亡国做法。这种意见后来在南宋政治上起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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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议论的透辟性表现在善于从事物的辩证关系反复说明问题,如他的《王者不治夷狄论》,就反复说明“不治乃所以深治之”的道理,后来至成为优人打诨的笑料;在于力求文情显露,有时大段引述历史事实说明,使读者不必再去翻书就一目了然;在于善引浅近的比喻,增加文章的通俗性与生动性。他喜用治生、医病比喻治国。在他代滕甫写的《论西夏书》,拿“彭祖观井,自系大木,加之以车轮覆井而后敢观”,来比喻用兵必出万全。虽近于笑话,却见出他的议论文的特点的。

苏轼晚年写的《答谢民师书》,说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一方面要求文章表达的自由,力求摆脱种种形式上的束缚;一方面要求“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这里首先要求作家有广阔的学问基础与充实的生活内容,如他说的“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花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虽然想不表现而不可得。

从“古文运动”到“金精美玉”——苏轼的文学追求

其次是要求作家有高度的艺术修养,能“求物之妙”,并“能使是物了然于心”“了然于口与手”。由于苏轼能突破前人种种限制,要求在极大限度内自由表达他不能不表达的意境,这就使他的文章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而“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把韩、柳以来所提倡的古文的作用发挥到了最高度,同时形成苏文的特殊风格。这种风格在他的书札杂文里表现得更其显著。

苏轼在凤翔时为他的朋友董传的丧事写信给韩琦求助,写董传的饥寒穷苦之状,他在黄州记他与张怀民在承天寺夜游的情景,都达到了“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的境界。他的特点是抓住了事物的特征,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跟他论画时所说的传神相通的。他在谪官时写给亲友的信,如在黄州《答秦太虚书》《答李端叔书》,在惠州《答参寥书》,谈生活,谈文艺,谈他谪居时的心境,都那么亲切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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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揭示给读者的是作者所不能不表达的真情实感,而绝不在语言文字上装腔作势。文章到了这个境界,不但摆脱了汉魏以来文家“以艰深文其浅陋”的作风,同时也避免了从韩愈以来古文家们“力去陈言夸末俗”的矜持习气。这不仅决定于作家本身的生活与修养,同时有关于当时社会文化的普遍高涨和这种文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更其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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