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东吴的名臣之一。在推进孙吴历史的过程中，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一生的命运都跟孙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孙权即位前期，张昭备受重视，二人亦师亦友，君臣相得，而后来，张昭与孙权却诸多不和，渐行渐远，君臣相离。
有些人认为张昭虽然忠于孙权，但因本性端肃，士品高标，故后期逐渐被孙权疏远。这个说法也不无道理，但是，张昭与孙权在政治选择上的背离，才是君臣渐行渐远的主要原因，这背后不仅蕴含着特定的世族阶层和文化背景，更是侧面反映孙吴政权存亡的大局变化。从成为谋士到临危受命，张昭在江东的地位达到顶峰
张昭，字子布，祖籍徐州彭城，他少有才名，与当时名士论道而不落下风，曾先后拒绝以孝廉、茂才被举荐的官职，为一方名士。直至汉末天下大乱，张昭跟随北地士子百姓南渡避乱的大潮，恰逢孙策于江东建业，与江东本土世代儒族势力水火不容，急需江北士人支持，张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孙策的谋士。
据史料记载，孙策当时尤为看重张昭，二人亦师亦友，军政大事毫不避讳，甚至在以北方士子全都赞美张昭一人的情况下，笑以管仲、齐桓公君臣相宜的佳话来比拟二人。建安五年，孙策彻底抹除了东汉朝廷在江东的势力，拥兵江东，踌躇满志，割据之势就此形成。这其中，张昭不仅为孙策平定江东出谋划策，而且其汉末流寓江东人士精神领袖的身份也是极大的助力。
同年,孙策被人刺杀，性命垂危孙权仓促上位，张昭作为首席顾命大臣，其政治地位达到此生巅峰。孙策临终针对江东现状，托言张昭辅助孙权起用儒士治理江东，甚至说出如果孙权无法胜任，张昭可以代替其位之类的话，足见江东此时形势严峻。
当时孙氏江东政治集团在内面临群龙无首、难以为继的困境，于外江东本土诸多英豪占据地利、手下也有精兵猛将，对孙氏尚有不服，而江东流寓人士顾惜己身，作壁旁观，这一时期江东境内可谓战乱频出，张昭的作用便前所未有地彰显出来。
首先,张昭忠心耿耿，即时辅佐孙权上位，点兵较将，稳定军心；其次，张昭、周瑜共同安抚招揽江东流寓人士， 先后举荐鲁肃、诸葛瑾等将相之才，这一举是扩大了孙吴政权的统治基础，形成了收抚江东人才的途径，平衡了江东、江西在军政要务上的人数， 从而极大促进孙吴政权的江东本土化,为后来孙吴在江东建国打下良好的基础。后来张昭作为文臣，不仅一手制定了吴地的典章礼制，甚至坐镇军中，亲上战场杀敌。
由此可知，张昭在江东政治集团中的核心地位及重要作用，因此孙权对其极为敬重，从把自己母亲的丧事交付给张昭，可见对其亲厚倚重。从权力的顶峰跌入人生低谷
张昭在东吴的地位可比后起之秀的刘备在白帝城托孤的诸葛亮，然而他和诸葛亮不同的是，他辅佐的帝王是一个雄才伟略之主，要在一个雄才伟略的君主下面讨生活过日子，可没有那么简单，伴君如伴虎是有道理的。
建安七年后，孙权与张昭因对待曹操招降的政治分歧而逐渐疏远，不过五年时间，张昭就以一种狼狈的姿态退出权力中心，可能有很多人想不明白为何张昭会起落如此之大，原因很简单。对待曹操的政见不同
曹操经官渡之战的胜利，着手统一北方的同时，"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正统之名施压各地割据军阀，以图天下大业，割据江东的孙氏政治集团赫然在列。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孙氏政治集团中出现了以张昭、秦松为首的归降派和以周瑜、鲁肃为首，实际是孙权指挥的独立派，两派围绕如何应对的一系列军事布署上存在根本分歧，争论不断。建安七年，孙权就曹操令江东献上质子一事召集群臣商议，纵使张昭等人主张送质，孙权最后还是做出不送质子的决定。
建安十三年，曹操在夺取荆州后，欲借机将江东纳入他的政治版图中，于是给孙权写了一纸战书。孙权再一次召集幕僚，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天下统一是大势所趋，主公不如迎合曹操，只有鲁肃事后劝孙权及早割据江东，以图大事，深得孙权的心。这两次博弈表面上是对待曹操招降的不同态度，实质是对孙氏江东政权日后所走政治道路的争论。
性格让帝王忌惮
孙权在魏、蜀相继建国后，建立吴国，同时选定丞相。张昭是孙吴老臣，朝野士林颇有声望，孙权却两次弃之，因为张昭刚正端肃的性格，史料记载张昭张昭容貌有威严，每每与孙权朝中对峙，疾言厉色，易起冲突。这种性格固然于社稷有益，但帝王显然不能忍受；而孙权第二次选用顾雍为相则是出于政治考虑，为推进孙吴政权本土化，采用江北人士治理江北之地的政策。
这时，在孙权的政治打击下，张昭已经处于半隐状态。他所提的建议，若正确，必先经顾雍在进入讨论环节；若与孙权相左，必得到其全力抨击。 在面对辽渊的问题上，二人辩论相当激烈，孙权甚至将刀扔在张昭面前，张昭称病不朝时，用土堵、用火烧他家的大门：在百官饮宴游戏时，孙权巧用辞令，迫使张昭饮酒，又以鸟"白头翁"揶揄之。孙权的种种折辱，使张昭在晚年政治声望跌至低谷。截然不同的文化观念
张昭是传统的儒家文士，深受名节观念影响，从面上曹操背后是汉室正统，天下士子莫不倾向于曹操，对张昭也具有很大的心理吸引力；在军事战略上的判断失误，作为文士，他对当时南北形势的战略和曹操、孙权潜在的强弱转化没有正确的认识，认为孙氏与曹操势力相差悬殊；最后，从天下人考虑，他认为曹操南下征战的胜负已定，天下统一安定的机会正在于此。
而孙权等人出身江北豪强，鲁肃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在州县大量施人财物，结交少年英才，勤习武艺，暗中学习兵法，早就有在江东这片冒险家的乐土以寻个人发展的打算。这样的出身修养自然异于张昭等世代儒族出身的士大夫，不会太过注重名节。而鲁肃为周瑜举荐，二者政治立场一致，鲁肃第一次面见孙权时，就提出割据江东的战略，句句无不是孙权心中所想 。
建安七年与十三年的两场争论，孙权两次否决张昭一派，斥责张昭为一己私虑折损江东，甚至拔刀砍桌泄愤，张昭政治声望大跌，与此同时，周瑜、鲁肃逐渐取代了张昭在孙氏江东政治集团的地位。直至后来赤壁之战大胜，孙权定国，功归周、鲁二人，侧面反映张昭一派的失势。
张昭与孙权的政治对峙，与当时的文化背景不无关系。汉、魏交替之际，是中国极为特别的一段时期。军阀割据混战，寒门及其军事势力不断崛起，士大夫阶层却在赶赴历史的大潮中不断失败，寒门和儒士在此基础上合作。儒士为巩固的统治提供策略、制定制度,同时意欲借其军事力量复旧时秩序，这种矛盾互生的关系当时极为普遍，反射在吴地政权就是张昭与孙权的关系。
张昭与孙权的文化差异体现在方方面面。张昭出身儒学世家，少年自持，熟读经史子集，儒家文化的印记刻于骨血，自有士大夫的涵养，而孙权出身寒门，底层习气即使是做了帝王也不曾改变，好游猎、嗜酒，与张昭所秉持的礼法相差千里，他几次上谏也无济于事。在政治理念上，张昭推行儒家仁政，减轻刑狱之罚，注重名节；而孙权崇尚曹操，只要国力强盛，己身专权，底层人民的生活并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讨论
张昭的学术文化活动也带动三国一时风尚。张昭是儒学名士，学术素养深厚，于经学、史学上颇有造诣。他精通《论语》，晚年著《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精于"《汉书》学"，孙权教育太子时，就延请张昭父子传《汉书》要义，可见张昭研习《汉书》已形成家学，张昭父子在《汉学》学史的地位也非常崇高，具有开山之功。
张昭一度是江北儒士的精神领袖，他汉末南渡的这一行为，于文化相对落后的江东之地就是极大的推进作用。而孙权江东定国后，张昭凭借特殊的身份地位与江北的学术交流更为密切，连曹丕也曾与张昭有过密切的学术交流。张昭的种种行为进一步推进了两地学术交流，对推进江北地区的思想文化做出重要贡献。
纵观张昭一生，荣辱参半，始终秉持儒家士大夫的礼节和道义。他年少成名，避难江东，先是跟随孙策打下江东，后效力孙权稳定孙吴政权。后因与孙权发生政治上的冲突，不堪其几番折辱，晚年醉心于学术，也算是有始有终。
参考资料：
陈寿 《三国志》
田余庆 《孙吴建国的道路》
胡三省 《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