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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南迁士族对东晋文学发展有何影响?

2020-05-12 03:31暂无阅读:1654评论:0

引 言

中国古代有三次大规模的南迁,第一次发生在三国至东晋永嘉之乱时期;第二次发生在唐代安史之乱时期;最后一次发生在宋代靖康之乱时期,三次大规模的南迁都与当时军阀林立、动乱的社会局面有关。三次大规模的南迁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将北方黄河流域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经验带到了南方,大批劳动力南下等都开辟了南方地区。除了经济方面的影响,南迁还为文化带来了变革,以靖康之乱之后的宋朝为例,南宋的文学创作相较于北宋多了偏安一隅、快活人生的缠绵之风。我们今天要探究的就是东晋南迁士族对南北朝文学的影响。东晋南迁士族与山水诗的兴起

魏晋时代哲学思潮的标志可以说是“自然”主义的盛行。“自然”是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的含义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大自然”, 它是指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上的一种抽象的客观本体。

魏晋玄学继承了老子的学说,以“自然”取代了汉代人格神化的“天”。玄学认为,“自然”就是世界自在和自为的状态,这种状态既不体现“神”的意志,也不体现人的意志,它是先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的宇宙本源和根本规律,故又称之为“道”或“无”。

石崇《金谷集序》说:“感性命之相与,惧凋落之无期。”

左思在《招隐诗》其二中也说:“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

这些都说明山水审美意识在玄学“自然说”的影响下己开始走向觉醒。永嘉之乱打断了山水审美在北方的发展进程,但同时也为山水审美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在山水审美的发展过程中,东晋的庄园经济为南迁士族提供了山水鉴赏的物质基础。

西晋政权瓦解后,北方大批士族涌向南方,不仅建康及其附近地区拥集了许多北方士族,就是在当时被认为偏远的福建地区,也有中原大族林、黄、陈、郑四姓迁到这里,他们与此时迁入闽的詹、丘、何、胡四姓总称八族。

随着南迁士族数量的增加,各种政治、经济特权制度也随之推行开来。其中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允许北来的士族在江南求田问舍以重建其私有田庄。这些侨姓士族在北方的财富己全部丧失,到达江南后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所以他们特别注意财富的聚敛和积累。

侨姓士族为了满足自己建屯、邸、别墅的土地欲望,不惜破坏山林泽地不许私有的禁令,封山占水,不断扩大在江南的经济基础以立稳足根。由于太湖以北的临江之地己成为江南土著士族的禁育,为了避免与吴人争夺利益而引起冲突,侨姓士族不得不南下到人口较少的会稽一带求田问舍,开发田庄。

这些士族表面作山水之游,实际在“行田,视地利”

扩大自己的土地和劳动人口。如谢氏从谢安开始“寓居会稽”,到孙子谢混,谢家有“田业十余处,憧仆千人。”

王羲之在与谢万的通信中也写到他的庄园生活:“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

孙绰、孙统兄弟也以游玩山水为名到此地求田问舍,孙绰《遂初赋》云:“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孰与坐华幕、击钟鼓者而同年而语其乐哉! ”

这些士族一边侵占山林川泽,建立和扩大自己的田园,一边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尽情感悟会稽的自然美景。

在会稽这片令人心醉的山水美景中,上虞东山、山阴兰亭、始宁和刻县等地成为侨寓士族的汇萃之地,这一带有谢安石东西二眺亭、王羲之书堂、王子敬山亭、许询园、谢康乐始宁园等东晋名士遗址。

当时移居会稽的主要有谢安与谢万兄弟、王羲之家族、孙绰与孙统兄弟、王胡之、阮裕、许询、李充、江道、江停、都昙、庚友、庚蕴、曹茂之、华茂、桓伟、袁娇之等等一大批南迁文士,此外还有高僧支遁、竺法深等,他们在会稽构成了一个南迁文人集团。

在这个文人集团中,王羲之、谢安是他们的领袖。上虞东山和山阴兰亭是他们的经常集会之处。上虞东山是东晋名士谢安谢万兄弟的隐居地。由于这里风景优美,再加上名士领袖谢安居住这里,东山自然成为成为南迁文人的一个辐凑中心。

王羲之家族居住在会稽山阴,王羲之永和年间曾任会稽内史,他既是高门的风流名士,又是当地的长官,因此他经常召集名士雅集兰亭,其中最有名的一次就他于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在兰亭举行的集会,这次集会参加的名士达42人,基本是由南迁文士构成的一个盛会。

兰亭从此也成为文人雅集的代名词。南迁士人山水审美意识自觉与成熟,正是源于东南会稽地区的江山之助。所以宗白华先生说:“中国山水诗画的最高境界,只有置身于东南山水中才能深刻的体会到。”东晋南迁士族与玄言诗的兴衰

论述玄言诗,一般追溯到正始时期阮籍、稽康诸人之诗。东汉末年,随着儒学的衰微,道家思想己成为一种思想潜流在士人中间发展着,并开始有人尝试把道家思想纳入诗歌创作中。

从广义上来说,正始至永嘉那些涉及玄言的抒情诗歌均可称作玄言诗;从狭义上来讲,玄言诗主要是指东晋以孙绰、许询等人为代表,以玄佛哲理为主要内容、较少涉及个人情感的诗歌。

自永康元年以来,先是诸王为夺权争斗不断,北方少数民族也紧接趁虚而起,整个社会陷入激烈的争战杀伐中,许多文士在乱中被屠戮灭裂,可谓西晋文学之士少有全者。太康、文坛大批精英,经永嘉凋零殆尽,所剩无几。

永嘉南迁的士人主要来自中原地区的玄学之士,他们带去了自己熟悉的玄学,像王导、王敦、庚亮、王承、等都是以清谈见长而略输文采,这可以说是东晋清谈兴盛而文学衰微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晋文学之士多死于战乱而玄学之士能够避乱渡江,主要是当时他们具有不同的人生态度,文学之士多躁于进取,而玄学之士善于自藏。

因此在东晋初年,能够渡江的文学之士似乎只有郭璞一人,而孙绰、许询、王羲之、谢安等文士年龄尚小,还不足以支撑文坛,他们崭露头角要等到永和年间,文坛荒芜而清谈兴盛是很自然的事,玄言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东晋初年兴起的。

而玄言诗的衰败也与东晋政治有关,东晋掌握政治军事大权的高门士族开始有王导、王敦,其后有庚亮、庚冰,再后是桓温。但是到了东晋末期,这些家族的人才日益凋零,很难出现象王导、桓温那样在政治、军事上堪当大任的人物。

到孝武帝太元年间,士族势力不但不能象东晋前期那样左右政局,使君主俯首听命于士族的摆布,而且似乎也很难与皇权抗衡。

随着门阀政治的衰落,清谈文化也自然走向衰落。永和年间,东晋最负盛名的清谈高手相继去世,先是王檬、刘淡于永和初年去世,殷浩卒于永和末年,谢尚晚一年又卒,建康清谈热潮逐渐下落。

至义熙,南迁高门不论从政治上还是从文化上均走向衰落,随着刘裕的崛起,儒学传统也在逐步恢复,门第衰落的高门子弟不可再像过去那样悠闲地去坐而论道。

这些士族文人不得不丢弃玄言诗的写作。但是玄言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已久,玄气也不可能一时就全部清除出去,我们从殷仲文、谢混等人的创作可以看得出来,如湛方生的《诸人共讲老子诗》仍然是玄言诗的创作,这种情况一直影响到南朝。东晋南迁士族与佛理诗

东晋中期,会稽地区聚居了大批名士和名僧,他们相互交游往来,佛学与玄学逐渐出现融合的局面。在东晋建立后,不管南方还是北方,佛教都表现出空前蓬勃发展之势,尤其是东晋士族文人与佛教僧人之间的交往更加引人注目。与士族族文人交往的僧人中,当属支遁较为突出。

《世说新语》正文涉及名僧的条目共74条,分布在19门中 (全书共36口),共计名僧23位,除了佛图澄活动于北方外,大部分僧人都在江左地区活动。在这些涉及僧人的记述中,有关支遁的最多,达到49条。

《世说新语》和《高僧传》等典籍记载了很多名僧与名古的交往事迹,这里将支遁为主对这些交往活动进行分析论述。永嘉之乱,晋室南迁江左,大批名僧随之来到江南地区。会稽地区凭借其安定的环境和秀丽的山水美景吸引了大量南渡僧人与士人。

在风景优美的会稽境内,僧人与士族文人之间交往逐渐密切,他们在清谈辩论中你来我往,于山水间谈玄论佛。在他们交往之初,并不是双方的双向互动,而是僧人向士族文人靠拢为特征。士族文人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有着僧人无法比热的优势。

僧人要想使佛教在上层士族间得到广泛传播,就必须积极向士人靠拢。这就使僧人主动融入士人的文化系统和生活模式。如支遁与王羲之的交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最初王羲之对支遁及其身后的佛教态度是不感兴趣的,即使支遁到他家中拜访他,他也不与之交谈,可见他对支遁是排斥的。支遁在拦住要外出的王羲之并且谈论《庄子·道遥游》后,王羲之因支遁出众的谈论对他有所改观,最后甚至留恋不已。

在支遁之前,有佛教文字,但把佛理引入文学、用文学形式来表现的至今仍未发现。士族文人在与僧人的交往中受到佛学义理的影响,他们在支遁那里得到启发,也将佛学义理引入文学创作。在文学作品中引用佛学义理和佛教用语是士族文人受佛教影响在文学创作上的直接表现。

张翼与僧人竺法頵、康僧渊之间的赠答诗中多处引用佛教用语,《赠沙口竺法頵三首》云:“不见舍利弗,受屈维摩公。”

孙绰《喻道论》也说:“夫佛也者,体道者也。”

孙绰在这里指出,佛是道的体现者,佛和道都是无为和无不为的。无为就会自然虚寂,无不为则会有化解万物的神秘作用。孙绰实际上是将佛玄学化了。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语言简淡自然,寓意深邃悠远,有明显的佛教思想痕迹。王羲之语言的特点明显是受到当时 “言不尽意”影响,而“言不尽意”论的流行与佛教思想有着密切联系。

结 语

东晋南迁文学是中华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东晋玄言诗的清淡促进了晋末陶渊明淡雅诗风的形成。

东晋玄言诗具有清虚古雅之美,富有淡远玄旷之情,在意境方面显得旷远简淡。陶渊明生活在晋宋之际,虽然当时玄学思想在诗歌中呈现消退之势,但魏晋来一百多年的玄风熏染,使他在诗歌创作时不可能完全逃脱玄学的影响。

参考文献

《晋书》

《抱朴子》

《世说新语》

《高僧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