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与归隐是唐代文人心之中的一个永恒的情结。这在孔子的时代就有了。孔子一方面教导颜回要读书，，这样国家需要的时候，才能有所作为，但同时也说，国家如果不需要你，就应该像颜回那样，简单地生活也能“不改其乐”。隐逸是文人无法实现政治理想的时候，为自己寻找的可以保持精神独立与自由的生活状态。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士大夫阶层与集权制度相互制衡的一种方式。而在唐代，文人不仅读书的时候可以隐逸，官场失意的时候可以退避，甚至谋官求职，也可以通过隐逸来走“终南捷径”。
唐代皇帝推崇隐者，很多文人在长安城附近的终南山中隐居，等皇帝来招揽，隐逸成为直通官场的一条捷径。李白就是通过这条路见到了唐玄宗，获得了官位。所以总体来说，和其他朝代相比，唐代文人在做官和隐逸之间的选择是比较自由的。因此，隐逸这种生活方式，对唐代诗歌也就产生了更深的影响。鲁迅给唐诗分类的时候，就按照做官和隐逸，把唐诗分为庙堂文学和山林文学两大类。这足以说明文人在做官和隐逸之间的切换，对文学艺术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最能体现隐逸生活对诗的影响的，就是山水田园诗派的王维和孟浩然。我们这里就先讲讲从来没有进入官场，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的孟浩然。他虽然生性淡泊，但没能入仕途，主要是因为时运不济。他说自己“苦学三十载”，但由于不善人际，所以也没有能举荐他的人。四十岁的时候，他曾经去过长安，结果没有考中。据野史记载，他落榜后曾在王维的家中见过唐玄宗，因为他的诗很有名，所以玄宗很高兴，请他说说最近写的诗，他就念了一首发牢骚的诗，其中有“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一句，就是说因为自己没本事才会没能被皇帝重用，因为身体多病所有老朋友也都疏远了，不仅自艾自怜，似乎还含有讥讽皇帝没有知人之明的意思。结果惹得龙颜不悦，皇帝说：不是我不重用你，而是你自己不求上进。虽是野史，也侧面说明了孟浩然不谙世事，很难在官场中生存的个性。或许是因为他很了解自己这种性格，孟浩然从此回到他在襄阳城外的祖宅中隐居，一生再也没有求取过功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