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认为是没有多少“艺术细胞”的人。无论古典还是现代，中国还是外国，能使我“心动”的艺术品类很少，只有京剧和与其相近的昆曲，听来可以产生一些共鸣。这大概是从小听过来的结果吧。听戏应该是父亲引领的效应，但我已经对他带我去剧场没有任何记忆。记得的只是他的清唱：他和他的老同学老同事一起在饭馆小聚，有时也带我去，在包厢内酒足饭饱之后，有人就会让他唱一段，他也不大推辞就唱起来。记忆里他有三个特色：一是不对着大家，把椅子翻过来面壁而唱；二是经常唱《连环套》《坐寨》里窦尔敦的那段“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堂上”；三是从我这样的小孩子看来唱得还蛮有味道。
五十年代初是我听戏的集中期。那时候北京人不说看戏而说听戏，说“去看戏”会惹人笑话，但对我这样的小孩子来说名副其实的是去看戏而不是听戏，因为大段的唱腔几乎是完全听不懂的，既不知道故事也不知道背景的戏太多，唱词光靠听多半听不出所以然，如果靠用幻灯打在墙上的提示，那就顾不了看戏了。所以小孩子喜欢看武戏而不喜欢文戏。不过那时一场戏的时间比较长，总在三四个钟头，除了最后的武戏大轴外，前面会有两三齣折子戏，那一般是文武相间，在看武戏的同时也就听了不少文戏，又逐渐读了一些古典小说话本，许多戏的故事了解了，便逐渐入了门径。
因为那时借住在亲戚家，晚间不便让亲戚等门，所以除了随亲戚去听戏而外，我只看日场戏。随亲戚听戏只记得一回：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听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的义演戏《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那大概是52年的夏天，马连良的前鲁肃后孔明、叶盛兰的周瑜、肖长华的蒋干、郝寿臣的曹操、李万春的关公，其他的不记得了。那时音乐堂没有顶棚也没有椅子，坐在象体育场一样的水泥台阶上听戏。音乐堂很大，我们坐在中间，已经看不清人脸表情，只看得动作，唱念还是听得清的，也不记得是否有扩音器了。我特别关注了那位演前孔明后鲁肃的演员，有点替他抱屈的意思，但觉得他确实没有马连良飘逸潇洒，现在已经忘了他的名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