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1943年1月11日，中国与英国、美国分别在重庆和华盛顿签订《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正式宣布，英美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特权。很快，比利时、挪威、巴西、荷兰、瑞典等国相继取消在华相关特权。由此，中国司法主权得以收回。1月11日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的“司法节”，既以资纪念，也意在宣扬法治精神。
二十四年之后，1967年1月11日，中国现代法制变革的亲历者、法律界名人、时任..“司法院院长”的谢冠生在台北举行的司法节纪念活动上说道：“距今60年前，我国开始改革原有的法律及司法制度，当时动机就是为的要想取消外人领事裁判权……所以当时一切变法措施，不得不尽量舍己从人，以期符合外人的希望。中国法系，原被推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有其固有的优点，至此遂不得不完全割爱。在那时候，因为一心一意，以收回法权为念，固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未可厚非，但及今检讨，似不免有矫枉过正的地方。”谢氏所言之“舍己从人”“完全割爱”“不得已的苦衷”“矫枉过正”等语句，颇为沉重，彰显了一代法律职业者对中国现代法制变革进程的深刻反省。不过，沉重归沉重，反省归反省，这一历史进程既然已经开启，便是不可逆的。
清朝时期的北京城老百姓
近代以降，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殖民征服、贸易往来，世界各地交往互动日渐频密，中国无法例外。晚清以来，“西方”的到来逐渐把中国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国现代法律制度、司法体系移植自西方，司法官必然具有其原产地的某些属性；同时，中国现代司法官毕竟产生于中国，不能不受中国传统与当时现实的影响。简言之，包含司法官在内的中国现代法律职业者，是中西、古今、新旧等多维因素交织互动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