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雯也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到玄宗时期科举也出现了一个从实到虚的变化，国家选拔官员注重的已不再是其实际作为和政治能力，转而更关注文化层面，使得选拔官员的部口逐渐承载文化责任，这样的转变之后吏部再掌管贡举显然不合适。闫廷亮认为此时朝廷＂干谒＂的风气过于浓重，往往一些品级比较高的官员干预科举，吏部员外郎难以应付此事，因此将贡举的事务转为礼部侍郎专管，提高主考官的地位，使其能更好的应对各方面的压力。
从送些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贡举归礼部掌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但更深层的原因还出于加强皇权的目的，同时也有加强思想控制的倾向。吏部掌管贡举及官员的给选，国家官员的选拔基本由吏部掌管，这样就导致吏部的权力过大。从唐玄宗对辅佐其登上皇位的功臣处置及开元年间多次更换宰相来看，玄宗对大臣是有防备的，并且尽量让宰相之间相互制衡，避免一方权力过大。因此，对于吏部权限过大，必然要采取措施，李昂事件不过是导火索，实则是玄宗欲加强皇权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