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这样，那么怎么解释，司马孚临死时候要求家人以魏臣的身份下葬他？因此当时，司马炎已经取代曹魏称帝，而司马孚作为司马炎的叔祖，是司马家族健在的辈分最高之人，就是皇帝司马炎见了他都行家礼，可谓备享荣宠。
如果说，在魏晋易代之前，司马孚的确有政治秀的需要，，那么他在晋朝建立后，还有必要继续政治表演么？难道演戏时间太久上瘾成习惯，一时戒不掉了？当然不可能。
一个人长期隐忍装假，最后终究会露出正面目，比如司马懿就是如此。司马懿在曹操祖孙三代的种种猜疑打压戒备之下，谨慎隐忍数十年，但在高平陵事变之后，他大权在握，专横跋扈的作风暴露无遗。
道理很简单，一个隐藏压抑的太久了，心理就会扭曲，最终还是需要发泄出来，作为心理补偿。
但是司马孚没有，直到临死都表现的很平静，还不忘叮嘱家人，不要厚葬，棺椁放点平日穿的时令衣服即可，根本没有政治暴发户的表现，就是隐忍如司马懿，都没做到这样。
那么是否可以说，司马孚就是司马家的一个异类？恐怕未必，因为在对司马家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比如在高平陵政变中，他并未有选择置身其外，而是选择和兄长司马懿站到一起，可以说，在魏晋改朝换代之时，司马孚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那么如何看待司马孚种种看似矛盾的表现？
一切还要从他的临终遗言中寻找答案。司马孚的临终前，要求家人在他的墓碑写上一句话：“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
这段话，可以说是司马孚对自己一生的总概括，也是临终前的心理剖白，说明他既不愿干像伊尹放逐商王太甲那样的事，也没能力做到像周公辅佐周成王一般，更做不到像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那样高洁，能做的只有不违背本心而已。
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孚对司马家权夺曹魏是不赞成的，但又无力阻止历史潮流，在乱世之中，为求自保，亦无法置身其外，归隐山林，就是这种矛盾两难间，能做的只有坚守一个儒家之士的本心而已。
可以说，司马孚本身就是一部从汉末到晋初这一长达百年的见证史，面对旧的伦理纲常和政治秩序的崩塌，个人的力量非常渺小，他能做的就是既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原则，又不走极端，或许这也是他能够活到九十多岁的最终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