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陈述到东大之后，撰有一本《辽金史论集》。这本《论集》大约完成于1944年，其中包含陈述新撰论文8篇及《辽史补注序例》1篇。陈述将《论集》寄给了傅斯年，“恳师为函荐呈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史语所档案，李15-2-1）。从陈述写给傅斯年的另一封信中说道“拙稿蒙荐得审”，可知傅斯年曾向教育部学术审议..推荐了《辽金史论集》。但评审的结果似乎并不理想，故而陈述说“原拟请求所内能收入单刊”，但现在“已无自信”，因此希望傅斯年能够“介至商务印为普通小册子”。最后感慨“离所四年毫无成绩，深愧多负，因此间非读书之地，屡盼早日回所”。（史语所档案，李15-2-4）实际上，陈述所说“四年毫无成就”，也并不完全是谦辞。只要将陈述在史语所时期的研究计划和他在东大所刊论文相比较，便可知晓他在东大时期的研究，实为史语所时期研究计划的延伸。但在史语所的公文档案中并没有发现傅斯年对陈述此信的回应。
1944年6月2日，陈述再次致函傅斯年，要求返所，其中谈到了东北大学“人事之繁，实感无法应付”，所以“势非离潼不可”，如果史语所无法赞助他举家返回，可以一人返所，而“眷仍留潼”。从这封信看，陈述对返回史语所的希望似乎感到渺茫，所以他认为如不能返所，则希望傅斯年能“由渝代觅一教书或研究机会”，或者“由某基金会酌予津助”。（史语所档案，李15-2-10）因东大人事纷扰，陈述一月之后不得不再给傅斯年写信求助，说“此间人事繁复，整年风波”，故而“屡请回所也”；又说：“仍恳我师向中庚会代求一研究之费，最盼能代替薪俸，如不能代替薪俸，即作为补助手一人，使述可减少人事之牵扯。”（史语所档案，李15-2-11）这两份陈述写给傅斯年的信，透露出陈述当时境遇的尴尬、对现实的无奈，以及对于重返史语所的期盼。然而陈述终究未能再返史语所。
要之，陈述虽于1940年离开了史语所，但他始终与史语所保持着联系，同时认为自己只是从史语所请假至东北大学，故而后来屡次请求返所。只因时局动荡，未能如愿。抗战胜利后，陈述受聘位于上海的暨南大学，一年后回到母校北平师范大学任教，似乎他与史语所完全中断了联系。然而，1948年出版的《史语所集刊》第20本下册刊发了陈述的《乣军考释初稿》一文。《史语所集刊》第20本是史语所为配合中研院成立二十周年，推出的一期“本院成立第二十周年专号”，刊发的文章多为史语所学人内稿，陈述之文刊载其中，折射出他与史语所“断而未断”的关系。
（作者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外史学交流视野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学术范式与成就探析”[15CZS002]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