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博学的代表是纪昀。乾隆所开的四库全书馆即以他为总纂官，民间对纪的乐趣也远高于其他学者。乃至于后来纪氏竟成了个箭垛式的人物，博学机智的故事全都归到了他名下，成了东方朔一类人，什么铁齿铜牙啦、大烟袋啦，撒布至今。
可是人人想想：为何总纂四库的纪晓岚，并无什么经史考据大著作，生平著述，只是谈狐说鬼的《阅微草堂笔记》呢？
《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戴震、钱大昕、余萧客、邵二云、朱彝尊等人谈狐、说鬼、玩扶乩，甚或遇鬼的事甚多。可见这些经学家并不是量力而行、具有科学方式及理性精神的，反而很喜欢猎奇述异、谈狐说鬼，其时除了《阅微草堂笔记》之外，还有袁枚《新齐谐》，以及《秋坪新语》《秋灯随录》《夜灯丛录》等一多量书。袁为纪之同时前辈，二书著作之年亦同当，故彼此颇有互文之现象。
他们的写法，立场上与经史考据一般，讲究“无征不信”“多闻缺疑”“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在讲故事之际，不只要交卸每则故事之来历，供应可证验线索，更常用这些故事在诂经证史。
像纪昀的学问，首要即示意于此。如卷九引某君言：“秦人不死，信符苻生之受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然后自注云：“四语乃刘知几《史通》之文。苻生事见《洛阳伽蓝记》，葛亮事见《魏书‧毛修之传》。浦二田注《史通》认为未详，盖偶失考”。
卷十二又云：“世传推命始于李虚中，其法用年月日而不消时，盖据昌黎所作虚中墓志也。其书《宋史‧艺文志》著录，今已久佚，惟《永乐大典》载虚中《命书》三卷，尚为完帙。所说实兼论八字，非岂论时。……余撰《四库全书总目》，亦谓虚中推命不消时，尚沿旧说，今附着于此，用志吾过”。
这类论析，普及全书，不只撰述立场与他修《四库总目撮要》沟通，很多处所甚至是对《撮要》的修订或增补。
袁枚也一般。如《新齐谐》卷一蒲州盐枭条，说蒲州盐池为蚩尤所据，幸赖张飞显灵，才能制住，并制其妻，妻名枭，所以结论是说：“始悟今所称盐枭，实始于此”。
如斯述事，其气势乃是卖力地说荒诞话。讲起来煞有介事，旁征博引，还有人证物证，可是说的倒是鬼狐仙怪，满纸荒诞言。
若是说他的写作立场是实证的，这些鬼狐仙怪，是否也就征实可托了呢？这是一个大疑难。
由写作策略上说，纪昀袁枚无疑是进展如斯的。他们毫不会像唐人传奇，把里面人物取名为元无有、成自虚，或如前人称乌有师长、无是公那般，点清楚故事乃是诬捏。他们一切论述，都要令人看起来就是征实可托的真事，虽个中有些可解、有些费猜，但根基上都是真的。
对于这些“真事”，我们该怎么看，便成一浩劫题。信其为真吗？明明是满纸荒诞言。不信吗？人家有凭有据，亲自涉历，我等焉能遽云皆无其事？
幸而这并不会成为真正的困局。
为什么？我们知道：袁枚和纪晓岚一般，本是文人。文人就或者不完全征实，如考据学家一样。征实的立场，或许恰是文人故弄狡狯的写作策略。
何以见得呢？
袁书续集卷五麒麟喊冤条云：吴人邱生从事考据，奉郑康成为圭臬，游学于楚，被虎啣去，入一石洞，逢苍颉，纵谈六经与经疏事。苍颉先是说古只有诗书礼易等，不称为经。又说注疏穿凿附会，上干帝怒，谶纬乃妖言，郑玄注也颇荒谬：“皇帝冕旒用玉三百八十八片，皇帝之头几乎压死。夏祭地示，必服大裘，皇帝之身几乎暍死。只许每日一食，须劝再食，皇帝之腹几乎饿死”。整篇三四千字，从汉儒骂到宋儒，再骂陈腔滥调、骂诗文，洋洋洒洒。
这类故事，之所以只是假托寓言，证据就在袁枚本身的文集里。试检其文集，便知苍颉对郑玄的求全、麒麟对郑玄的埋怨，其实都是袁枚本身的经学主张。在《新齐谐》中，他只不外换了个体式来说而已。
在这些故事中，征实乃是写作上的一种技能、策略。换言之，故事看来是真，事件可不见得就真。
此等狡狯，不懂文学的人或者要为之怪诧，可是在文学中实在再正常不外了。李商隐诗早已说过：“楚雨含情皆有托”，巫山云雨、登徒子好色，无非寓言，羌无实迹。即如李商隐本身的锦瑟无题，李氏本身也说：“丛台妙伎，南国妖姬，事虽有涉于篇什，身实不接于风流”。
纪昀书卷九，记蒋心余讲了一小我三更遇鬼的故事，纪昀去查证，“问其村夫，曰：『实有其人，亦实有其事，然仅旁皇竟夜，一无所见耳，其语则心余所点缀也』。心余性好诙谐，理或然也”。似乎也表清楚：那些事也或者只是文人讲来好玩的故事。
其时这些学者好异尚奇，甚至扶乩、礼斗、符咒、见责、信鬼、讲天命的记载，正好让我们看清了乾嘉考据学风风行的谁人时代究竟是个什么样。
我们不克说他们治经史考据、有理性精神、敢于疑古、具量力而行之立场是假的。但起码这些均是与他们同时也相信鬼狐仙怪是并存的。一方面端严肃经地讲经学，谈圣贤大事理，一方面也同时奉佛老、谈因果、讲鬼狐、说异闻。
必需是要在如许情况中，《阅微草堂笔记》《新齐谐》如许的书才能堂皇书写，完全不忤时会。稍早《聊斋》之风行，亦拜此风气之赐，其他时代便不易有此大规模谈狐说鬼之现象。
纵或有之，例如洪迈写《夷坚志》的南宋，讲鬼魅故事的人和讲圣贤学问的学者就是盘据的两个群体。不像乾嘉时期，完全浃合为一。
是以，一个具实证主义科学精神的乾嘉，乃是由现代意识制造出来的。还原到其时人真实的生活世界中去，恐非实况，或只是半面金刚。
它另一面，则是谈狐说鬼的。需要两者拼合且予以有机地、动态地看，才能够认识谁人时代。
但很多时代都理性与..并存，可是时代分歧，其并存之意义也就分歧。像苏格拉底认为“神谕要他借扣问别人来考查本身”，他感触到了神的理睬，要他在人世履行神圣的职责。在他看来，经由储蓄常识来实现美德乃是一种发自人道内部的..要求。清朝纪昀袁枚这些人天然不会如斯认为。那么，他们讲鬼狐、说阴骘、谈果报、述事业，所为何来？
我们若考查清代《门生规》《增广昔时贤文》等发蒙书，便可发现它呈现为一种世陋儒家伦理(vulgar Confucianism)。那边既有对后辈要求其制止、节约、勤勉、惜时、孝悌之类规劝，亦瀰漫了惩恶的谈吐。而教人积德的特征，就是把它跟报应关联起来。同时，命定思惟也极遍及，如“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万事不由人计较，一身都是命放置”（增广昔时贤文）“百年还在命，半点不由人”（名贤集）“寿夭无横死，穷通各有时”（神童诗）。大好人好报及命定，则又往往示意在功利与成就上。
世俗化的儒家，其实由来已久，汉代王充就是了。喜欢谈天命、论穷通，以功利成就为命运好恶之征。
不外那时还没有释教思惟。唐代各类发蒙书才起头以果报来关联穷通善恶。宋代的《三字经》《阴骘文》《太上感应篇》，更是以果报惩恶，以天命劝世，以富贵寿考耸动听。整个世俗化儒家的教化系统及型态，粗略即定于此时。
明清之善书、蒙书，在细节及手艺上略有转变，例如明末的“功过格”，但思惟并未超越或冲破此一款式。
而由明清间普遍风行的这些著作，却正好能够让我们体味到《新齐谐》《阅微草堂笔记》一类书的写作语境。
就像其时惠栋以经学巨匠的成分去讲解《太上感应篇》，他的谈话位置及自我意识，就并不是精英式的常识分子，而是拥有与一样老公民配合的伦理立场。袁枚纪晓岚在书中大谈鬼神狐怪、因果报应，事理也是如斯。
不外，袁氏纪氏较有趣之处在于：一、把曩昔那些规劝性的伦理说词悉数革新为故事，用故事呈现因果报应、富贵命定等思惟，只在文章某些部门才会跳出来发议论，正面说理。
这当然不是创举，自刘义庆《幽明录》以来就有无数例证。但他们书中所记载的，既有市井人士，也多绅耆士医生与权要。于是它们所显露的意义就是：其时精英士医生阶级非但与市民配合拥有一个伦理世界，他们甚且更是这套伦理观的首要鞭策者，自发地担负着推广它的责任。
因而士医生既信之，又传述之，型态上很象是布道士，所写的那些书遂都象是善书，自认为可施展“教化”之功。
这套伦理观，在哲学上十分杂沓，儒道佛混同一通；也不深刻，如天命观之类，多经不起哲学理论之推敲。并且惩恶惩恶，托迹于鬼神，竟是神道设教而先把本身给哄住了，使得一时之间士医生扶乩说鬼、好奇尚异，大成风气。
然而亦正因为如斯，它才是真正世俗的。士医生与世俗社会人没什么“大传统”“小传统”之分，同享一个传统。亦即以儒家为基底的三教夹杂型态，因果报应，展现于富贵穷通上，以功利成就为命运好恶之征。人人都“泯然世人矣”！
所谓经学考据，只是这些士医生做为常识人的一种专业常识，与诗人谈诗之格律、词人考词之调谱相似。凡是专业常识，都只是一偏的身手，且辄与身心价格取向无甚关系。其时士医生在整体生活及伦理价格上，既不克经世，革新政局，又弗成能归向宋明理学，于是趋于世陋儒家伦理，便成了十分天然的事。
如许的事，如今还存在吗？嘿，你只要把士医生、经学家、考据学家等词语换成现今的学者群，就可领略了！
学者们的专业常识及手腕，看起来颇有科学化、理性化之架式，可是这种手艺只是用来混饭吃的。其心理、精神状况、伦理立场，实与市井小民无异，想的也是富贵名利等世俗成就。既不克经世，革新政局，又弗成能归向宋明理学，故其想要养心修身時，只能倚赖世陋儒家伦理。
只不外，如今用来宣扬这套伦理观的，已经不是鬼狐仙怪，甚至不是文学（因为不会写了）。有些用《门生规》《三字经》；有些讲“女德”；有些用释教道教法会、禅坐、修行、惩恶书；有些编段子讲鸡汤：有些讲量子、场、超科学、外星人、平行空间、占星术、成功学、厚黑学、灵学而已。
啊，我没有任何调侃的意思。学者在机械的研究论文和评估系统中熬煎本身太吃力了，正在用一种极端的体式进行自我疗愈呢！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现代有名学者和思惟家。著作已出书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书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扶植、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世界汉学中心主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