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曜，字君曜，孔子第十九代嫡孙。孔氏志书均言孔曜“袭封褒亭侯”，但《后汉书·安帝纪》又载：延光三年（124）春二月丙子帝东巡，“三月戊戌，祀孔子及七十二门生于阙里，自鲁相、令、丞、尉及孔氏亲属、妇女、诸生悉会，赐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由是可知，孔氏嫡裔的世爵褒亭侯之恢复褒成侯，当在汉安帝之时。
汉安帝延光三年九月砖砚（收集图片）
孔曜无疑是幸运的，从他这里恢复了孔氏褒成侯的封号。汉安帝刘祜的此次亲谒阙里，是自章帝之后时隔三十九年，东汉第四位皇帝亲临曲阜祭奠孔子。而安帝此行，把犒赏扩大到“诸生悉会”，相较前代帝王幸鲁这也属于首次。南宋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五》论曰：“高皇帝虽在倥偬，犹能修其祠于过鲁之日。武帝兴太学，而独未闻释奠之礼焉。明帝行乡饮于学校，祀圣师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以独崇宣圣之意。至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阙里祠孔子，作六代之乐，则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
桓帝永兴元年(153)，阙里孔庙树立有名的《乙瑛碑》，其文曰：“司徒臣雄，司空臣戒，顿首言，鲁前相瑛书言……褒成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庙有礼器，无常人掌领，请置百石卒史一人， 典主守庙，春秋飨礼，财出王家钱，给犬酒直。”此碑记载了其时司徒吴雄、司空赵戒以前鲁相乙瑛之言，上书请于孔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执掌礼器庙祀之事。桓帝准可，时乙瑛已离任，遂以孔龢补之。碑文所说的褒成侯，即孔曜，但据碑文中“褒成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来看，孔曜当尚有他职，但可惜文献阙如而其详弗成考。其实在汗青上，孔氏长子自第十三代孔霸起头有世爵以来，直至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之前,皆是另领他职。清人庞钟璐《文庙祀典考·卷三》也记载道：“孔道辅之子宗翰辞司农少卿，请以门第例知兖州奉孔子祀。从之。又请自今不使袭封之人更兼他职，事下礼部，太常寺礼官议依所请，命官以司其费用。立学以训其子孙，袭封者专主祠事。增赐田百顷，赐书，置传授一员，教谕其家子孙。”事隔三年之后，东汉永寿二年（156）阙里孔庙又立一碑，是为《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韩明府孔子庙碑》、《鲁相韩敕复颜氏繇发碑》、《韩敕碑》等名。是碑记述了鲁相韩敕润饰孔庙、增置各类礼器、吏民配合捐资立石，并宽免孔子母颜氏、妻亓官氏族裔徭役的故事。但在碑刻之阴，刊刻着孔曜之名。可知身为孔氏长子的孔曜，必为此次增修孔庙之事而驱驰。十二年后，汉灵帝建宁元年（168）鲁相史晨到官，行秋飨之礼，却发现无公帑祭直，即用己俸举办祀礼。遂上疏于朝，请“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施礼，以共禋祀”。但有意思的是，凭据碑文所载，史晨发现此时的阙里祀礼，较辟雍之礼为轻，此时的儒学实际上已沦为政治的附庸，则是不问可知的。
乙瑛碑原石（收集图片）
史晨碑拓片（收集图片）
《乙瑛碑》、《礼器碑》和《史晨碑》被誉为“孔庙三碑”,又称“汉碑三杰”，其非但留存了珍贵的汗青信息，在书法方面照样汉隶成熟时期的典型代表，对后世有着普遍而深远的影响，并因之成为书法研习者之宗，但就其碑文内容来看，因其杂引谶纬、甚至荒唐不经而被后世所讥。而从另一方面来说，碑文内容也恰恰恰是其时今文经学实际状况的忠厚记录。
乾隆《曲阜县志·卷五》则又凭据礼器碑文提出了另一个说法，且附录于此：“永元四年徙封孔损为褒亭侯，损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此碑有孔曜仲雅，则永寿时曜尚未袭封。所谓褒成侯建寿当是孔损之字，自永元四年至永寿二年亦六十五年矣。落款中孔族中凡十四人，有谱可考者曜及郎中宙、御史翔、侍郎彪皆孔子十九世孙也。”
孔曜二子：孔完、孔讃。
孔完，孔子第二十代嫡孙。《后汉书》明言在延光三年之时，安帝谒阙里祠孔子，赐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但《孔氏祖庭广记》和《阙里志》记载孔完“袭封褒亭侯，食邑一千户”，而《阙里文献考》和乾隆《曲阜县志》又记为“袭封褒亭侯，邑百户”。文献记载的这种牴啎分歧，囿于无从稽考，可贵其详。抑或其时因为东汉末季，世界板荡所导致的究竟吧。汉献帝初年，孔完作古，其早卒无子，魏文帝以其弟孔讃之子孔羡承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