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仪九诫》：明清以来安徽皖南宁国府的谱学流传与礼制实践

李甜复旦大学社会成长与民众政策学院

程文绣是一名通俗的南陵念书人，大略生活在嘉靖、万积年间。他的宦海履历简洁：“授礼部儒士，任郑藩引礼舍人，升楚府长史，署县丞。” 方志中的“例仕”一节，平日指经由捐钱援例所获的官职，可见他的宦海起步不高。他最初以儒士身份担当武昌楚王府引礼舍人，是负责指导施礼的初级官员，后来升官至楚王府长史、署理县丞等职。与清淡的职场进程比拟，他的文学造诣相对凸起：

性颖悟过人，沈酣经史。邑侯丹山林公聘为子师，兼代纂《齐家要略》《纶恩录》等书。年八十，犹手不释卷，自著有《游艺集》《紫霞杯孝义记》。

程氏著作已亡佚，只有一首吟咏故里风景的诗保留下来。固然他的宦海气运平平，但却热衷于介入处所文化运动，对岐黄之术也有所研习。一样而言，明清以降的宁国府医药界人士，在长江粗俗区域较为活跃，以擅长种痘享誉江南，有“宁国师长”的雅称。这也鞭策处所士人对于传统医药书籍的刊刻和推广，万历五年（1577），南陵人王秋捐赀刻印北宋医学家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大全本草》。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南陵知县朱朝望重建该书，敦请程文绣出头主持校订。朱朝望系武昌人士，或者与曾在楚王府任职的程文绣有过交游。

程文绣固然在官方志书中留下寥寥数语，但他对区域文化的影响却不简洁。作为皖南区域赫赫有名的谱师，他介入不少强宗富家的谱牒修撰运动。更主要的是，他的谱学文章《九仪九诫》（或称《九仪九戒》）也被收入他所纂的谱牒中，并在方圆区域的修谱运动中天然扩散，其谱学影响力一向持续至清末民国。

一、程文绣的修谱运动和《九仪九诫》之地区流传

笔者翻阅了大量的谱牒文献，对程文绣的修谱运动及其《九仪九诫》的流传作了梳理，一共编录出34条相关史料（附表1）。个中明代资料13条，多半系由程文绣直接介入修纂的谱牒；连系12条清代资料和9条民国资料，它们配合反映出《九仪九诫》的流传情形。

鄙见所及，程文绣最早在谱牒署名的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为《胡氏统修宗谱》写序。首次标出系程文绣纂修的是隆庆三年（1569）《秋浦霞湖姚氏家谱》。光绪《春谷葛氏宗谱》收录该族嘉靖谱的资料，个中包罗程文绣撰写的《谱系引》《葛氏续修宗谱叙》和《九仪九诫》，是以他首次纂修谱牒的时间或可上溯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春谷葛氏宗谱》。迄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泾川张氏宗谱》，程文绣的修谱生涯（1562-1618）长达半个多世纪，横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若从他现存最早的前言算起，时间更是长达70年（1548-1618）。推想1618年修撰《泾川张氏宗谱》时，程氏早已耄耋老矣，或许仅是挂名罢了，实际编纂工作应系厥后裔或张氏族人所为。

据附表1制成下图，可见上述信息点大体分布于南陵、泾县和宁靖三县，这是程文绣及其谱学影响较为深远的焦点区，方圆县域则属于外围区。具体可从两个层面来看：其一，程文绣介入修谱的运动局限是以其故里为中心的方圆五百里内，包罗南陵、泾县、宁靖，池州府的贵池、石埭，以及庐州府的无为，个中南陵和泾县是程文绣的首要运动地，他离别修撰了3部谱牒，占修撰总数的6/10。多贺秋五郎认为明代后期修谱呈现出民间文人（包罗同姓或异姓文人）普遍介入的特色，程文绣介入纂修的谱牒分属于10个姓氏，支撑了这一推论。其二，关于《九仪九诫》的地舆流传局限，包罗南陵、宣城、宁靖，宁靖府的繁昌，庐州府的合肥、庐江、无为，安庆府的桐城，和州直隶州的含山。与程文绣的运动局限比拟，《九仪九诫》的地舆笼盖面有所盈缩，除本府波动不大（宣城庖代泾县）外，其影响力渗透至与南陵连接的宁靖府繁昌县，在江北的庐州府、安庆府、和州等地拓展得很快，但在池州府的影响消散殆尽。《九仪九诫》在各地分布也不平衡，南陵高达13部，宁靖3部，合肥2部，其余7县皆为1部，合计25部。此外程文绣为一些谱牒作序，如为庐江、歙县《胡氏统修宗谱》写序，为南陵《蒋溪戴氏宗谱》作《东庄记》。多贺氏认为谱师的运动局限并不普遍，但程文绣的修谱履历显然溢出这一推想，是以有需要从新审视明清谱师的运动局限。

图1 程文绣的运动空间与《九仪九诫》之地区流传

图片起原：底图采用谭其骧主编《中国汗青地图集》清代安徽部门，明清府县级行政区划除庐州府外更改不大。个中▼透露程文绣编撰的谱牒，★透露收录《九仪九诫》的谱牒。

明代中后期谱牒修纂对人力和物力的要求较高，邀请程文绣修谱的多是朱门富家，这就决意他的运动局限不会太窄。以宁靖崔氏宗族为例，程文绣在《太邑崔氏续修世谱序》中交待修谱的盛况：“岁戊子，弘庵、龙峰、龙泉、义轩、果轩诸公倡谋族彦，蒐稽旧牒遗稿，属[嘱]绣在祠汇缉[辑]成帙。而镜默、义钟乃醵锾僦工梓锲，诚所谓尊祖睦族而广仁孝之思者也。且绣仿欧、苏并各名家义例，前图后传，与庠士炳臣、试鼎、训伊、谟征类相为校订，而果轩特加隐括[栝]。” 作为主持纂修之人，程文绣在崔氏宗祠中开设谱局，获得崔氏宗族中数位文人之助，有专人负责收集旧谱遗稿、招工刻印，还有人合营校订和介入审核。这相符多贺秋五郎对修纂所在的推想，即主修者把谱师放置在宗祠或义庄，能够对谱师和族人起到双重的监察功能。

程文绣经由以下几种体式对谱牒的具体内容施加影响：

第一，直接介入梳理谱主的宗族谱系，交卸谱牒考辨的前因后果。以光绪《春谷葛氏宗谱》所收嘉靖文献为例，程文绣《葛氏续修宗谱叙》称：“今岁冬，命生增辑世系。”此处说起他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受邀为南陵葛氏宗族梳理宗族世系，稽考葛氏远祖世系和历代的迁徙景遇，以及假寓南陵十六都葛村的具体进程。在《谱系引》中，表明他对修谱所抱持的衡量原则：“予鉴斯弊（指谱系杂乱——笔者注），凡承乏巨宗，纂修家乘之责，其贤良[？]各检祖先遗箧旧牒，自汉唐宋迄今，代代名宦之迹，同宗分徙之由，有续笔纪之者，录作宗图。黜匪族，订讹阙，亲疏以代著，因代次以分系，系分而绪续，各有条贯，犁然弗紊，斯一本万殊之理昭矣。”程文绣秉持一种乐观的立场，首先介绍谱系修撰的主要性及其难度，然后行使各类资料，慢慢梳理历代的信息片段，最终汇总为斑斑可考的清楚世系。此概念又被接收到《九仪九诫》“谱弗成遗”之条。

第二，直接介入谱牒正文的写作。蒲城桂村桂氏宗族是南陵南乡的大姓，据处所志书记载，该县南乡二十一都二图有桂氏宗祠一座，位于蒲城桂村临驿道边，距县城五十五里。以记事止于万历十七年（1589）的《春谷蒲城桂氏宗谱》为例，该谱中《槃石居士记》一文记载：“月衢桂君馆谷闇斋程子，于望云精舍纂修家乘，见其弟讳容芳、字时华者，少操铅椠，壮遂高贵高声其志。每与二三友，日盘桓于居后山水之间，有员[圆]石凸起，若相契于心，折顾自别号曰槃石。”这里的“望云精舍”应是指桂月衢于山间建造的书馆，该馆作为“云馆槐荫”之境，收入《浦城桂氏八景诗》，对桂氏而言是非统一般的人文景观。所谓“闇斋程子”便是程文绣，作为桂月衢宗族所礼聘的谱师，他驻扎在望云精舍纂修桂氏谱牒，并与桂月衢、桂容芳等常识人交往。该谱还收录程文绣的文学作品《月衢赋》，是与桂月衢的唱和之作，文字过往之谊表明程文绣与聘主的关系非统一般。程文绣在该谱中直接捉刀，先后撰写《处士仕镇翁传状》和《烈士仕达公传》两篇列传。在《简单引》中，程文绣还离别撰写两篇祖容引言《人才官改校尉德民公像》、《山人桂仕镇公遗像》，其他作者还包罗程元凤、丁黼、崔涯等历代皖南绅士。

第三，受邀为他人作传。如民国南陵《蒋溪戴氏宗谱》卷末收录一则《东庄记》，系程文绣在万历三十年（1602）为戴思祖所作，记录其人“少操铅椠，壮为郡椽，荣膺省祭，冠绂家居，克尽孝友，辑睦宗党”诸事迹。此人应是积极列入公益运动的处所士绅，才有资格邀请程文绣为之作传。

程文绣作为一名曾经掌管礼仪的初级当局官员，行使当局官员与处所士绅的重叠性身份，在平常礼制实践中创制出一套处所性宗法礼仪，指导其故里及周边区域诸宗族的规范化运作，对处所文化和宗族扶植施展必然的影响力。

三、处所性礼制实践及其社会配景

商议《九仪九诫》的流传空间和程文绣谱学思惟的具体内容后，有需要对谱学常识在宁国府及方圆区域的社会实践做一番检讨。可从三个层面加以懂得：

第一，程文绣后裔作为谱学世家的历久存在。有证据表明，程文绣的后裔也把握了修谱手艺，成为专业制谱的谱师群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活跃于皖南的谱牒修纂市场。

南陵县弋江镇中洲村《越国汪氏宗谱》的《名宗谱始》一文指出，该谱系“春谷闇斋程文绣裔孙程銮辑录”，可见程銮是程文绣之孙；《宗谱凡例》系“宛陵程之众集录”，宛陵一样指代宣城县，也泛指整个宁国府域，程之众或者是程文绣后裔；《谱表》署名“槐峰程之锵编著”，槐峰地名待考，据姓名组合推想程之锵是程之众的兄弟。程之锵是运动于清代前期的谱学常识人，康熙十八年（1719）为泾县童疃的童氏宗族作了序。此外，他还为繁昌何氏宗族作了《祠堂引》。需要指出的是，繁昌何氏谱牒中还收入张九成的《题何氏族谱引》，除姓氏分歧之外，其内容与南陵葛氏谱牒所收张九成《题葛氏族谱引》完全一致，能够一定系谱匠挖改而成。是以，不清扫程之锵的《祠堂引》也是本地谱牒修撰的模板之一。旌德《起霞刘氏宗谱》的墓图题辞为“闇斋程子嵩” ，其人亦或者为程文绣后裔。

无为《五果堂丁氏宗谱》对历代成谱的时间介绍如下，丁华一支下的牌楼分祠三修本为万历二十八年（1600），由程文绣撰修；考涧分祠在康熙二十年（1681）分祠分修谱牒，由谱师程君平（程文绣之孙）撰修。宁靖曹氏谱牒收录一则《重建泾阳曹氏宗谱序》，作者署名“春谷都御眷晚生程可行”，时间大约在崇祯丁丑（1637）之后，“春谷”乃南陵雅称，程可行或者是程文绣后裔。宣城樊氏谱牒的雍正己酉年（1729）跋语署名“省斋程铨”，程铨或者也是程文绣的后裔（其号“省斋”暗合程文绣“闇斋”），该谱前言称“盖我族宗谱作于万历，修于康熙，重编于雍正、嘉庆” ，似乎也暗含万积年间受到程文绣影响的或者。宣城宛西李氏谱牒收录的嘉庆二十二年（1817）署名“朗陵程民阜”的谱序称：“予族侄应廷镌谱于筦湖塘之王氏，距李氏仅十余里。” 这里的“朗陵”亦为南陵雅称，程民阜说起族侄程应廷作为谱师为筦湖塘王氏宗族纂修谱牒，应该离宛西李氏村子不远。在嘉庆《重建宗谱辑编名目录》中明确记载：“谱师南邑陇上程应廷；抄录谱师南邑凤池房五彩”。所谓“陇上”又称“陇东”，也许是程文绣后裔聚居处的小地名。在南陵葛氏谱牒中，即收录一则光绪四年（1878）“陇东梓人”程念祖撰写的《葛氏续修宗谱序》，其人亦或者是程文绣后裔。据此，光绪泾县《荥阳潘氏统宗谱》中的程得心、民国《泾南王氏宗谱》中的“陇东程氏” 等刊刻者亦有相似身份。

附带一提，程氏谱师与其他谱师存在亲切互动。宣城《直溪王氏宗谱》载谱匠名录：“乾隆乙亥（宛东慎斋又登氏罗瀛检阅）；咸丰庚申（十八世孙德奎手辑、梓人本邑潘耀廷）；光绪戊申年（楚北岳亭氏詹嵩参订，集录斋岳亭氏梓）。” 该谱的乾隆版和咸丰版皆由土著谱师修纂，但光绪谱却由湖北移民谱师詹岳亭接办。可见自宁靖天堂战乱之后，外埠谱匠随移民迁入宁国府，并谋得为内陆土著修纂谱牒的机会。与此相对应的是，外埠移民迁居宁国府后亦或者接管程文绣的谱学常识。据光绪宣城罗氏谱牒记载，罗氏于同治年间自湖北应山县迁居宣城南乡假寓，其谱牒中抄录了《九仪九诫》，可见外来客民也会受到土著文化的影响。

由此可知，谱师程銮和程君平旦确传播是程文绣后裔，程可行、程之众、程之锵、程铨、程应廷、程念祖、程得心、陇东程氏等人推想是厥后裔，他们的运动时间一向贯穿于明清时期。在以程文绣后裔为主的谱师群体之起劲下，《九仪九诫》在皖南区域谱牒中获得必然水平得推广，程文绣的谱学思惟也顺利流传至清代民国年间。事实上，程文绣的谱学文章已经成为处所上刻印家谱的模板。在处所谱牒修撰中，谱匠在挖补点窜模板时留下陈迹能够证实这一推想。试举较典型的光绪《环溪沈氏宗谱》为例，其卷末所收《九仪九诫》一文的书耳有挖补陈迹，它处均为“环溪沈氏宗谱”，此处为“沈氏宗谱”，且字体巨细纷歧，分列不齐，应系套用家谱模板。有趣的是，这一显着破绽在该谱民国版中获得更正。此外，光绪版合肥《徐氏宗谱》由“潜邑梓人刘文魁堂重镌”，个中收录了删减版的《九仪九诫》，或许也能够视为程文绣谱学理念对安庆府潜山县谱师的影响。所以，尽量是程文绣后裔没有介入修撰的谱牒，其他谱师亦或者匡助流传其谱学理念。

第二，宁国府谱学常识人的涌现和处所性礼制实践之推广。明代以降，南陵及方圆区域接踵显现大同小异的家规、家诫、规语等常识。跟着谱学常识的储蓄，对族规的划定日趋细化，譬如万历泾县《胡氏宗谱》的家规仅寥寥数条，而清末宣统《泾县汪氏宗谱》分十二大类，具体条规稀有十则，已经成长到繁琐的水平。与此对应的是，处所性谱法也存在着一脉相承的状况。下面从宁国府这一特定区域着手，简要梳理本地诸位谱学常识人及其常识系统的内涵关系。

首先来看戴恕。他是南陵蒋塘戴氏宗族的第八世，残谱中仅有一句话：“戴恕，承务郎，行仁七，另提起派。” 无法获悉他的小我履历。凭据前后世系对比，其堂兄蒋钦“生洪武戊午”，则戴恕应该生活在明代前期。他对其宗族的文化扶植非常关心，做《十戒》一文，个中六条存眷小我的道德修行和宗族文化整合之道，尚有四条直接环绕谱牒的主要性睁开。摘录于下：

[A] 代有先后，人有贤愚。假如先代，或子或孙，念书好古，显亲立名，遵守礼制，创立家业。为房长者，则书之于谱，曰某代某祖之子某，备其行实如此，认为后世之劝。又如子女，或弟或侄，惟乐戏谈，莫思旧道，自纵于礼制之外，弗因为礼貌之中。为房长者，亦当如前书之，认为后人知戒……

[B] 春秋祭奠，思之以时，慎终追远，尽之以道。为子孙者，凡遇岁时忌日致祭，所献物品，不拘丰俭，务秉诚意。先自家庙，次及坟茔，祭毕仍将酒淆会宴宗亲。先将斯谱置之香案，令一通晓义理子孙坐读而详解之，以教后世，使知某代祖仕何朝，而所行者何政，某代祖隐居弗仕，而所为者何善，高兴明目，起而行之，庶尽报本追远之道。谕毕而饮，惟酒无量，勿至喧嚣，正色而退。

[C] 基本固而末必荣，源水深而流必远。况我戴氏，历世既久，积善尤多，是以支繁派衍，源深流长，或分大宗小宗，或居堂伯堂叔，产虽分于他所，而气不殊，业虽创于异方，而脉则一。为房长者，可将斯谱各令附录，以明其所自出，庶源流络续，支派可寻。

[D] 谱之作，所以明族系宗祀一气罢了。后世若以外姓螟蛉之子而混录之，不惟有干纲纪，抑且有玷祖灵。今应严禁，子女永不许犯。

南陵蒋溪戴氏曾邀请程文绣作《东庄记》以纪念戴思祖，程文绣或者在与戴氏族人的交流之中接触到戴恕的谱学思惟。两人有好多相似的理念，个中[A]谈到谱牒对于标榜向善的积极感化，雷同于程文绣所说的“示劝惩”。[B]对谱牒在祭奠运动中的主要本能睁开剖析，此即程文绣所谓“笃恩义”，实际上与程文绣所谓“谱弗成秘”的观点相一致。当然，[C]和[D]也可对应于程文绣的“辨同异”和“正伦理”之说。与程文绣分歧的是，戴恕更甘愿强调房长的感化，在[A]和[C]中明确提到房长的总揽权。换句话说，相对于作为宗族管辖的族长而言，房长才是负责各房内部事务的具体管辖人。

再来看与程文绣同时代的赵仲全。据泾县志书载，赵仲满是隐于乡的教书师长，因长子赵健身居高位而封中奉医生，被称为“梅峰师长”。他以理学自喻，著有语录、诗文多篇，传世有《赵梅峰师长遗稿》和《赵氏家规》。赵仲全生活于嘉靖、隆庆至万积年间，当时泾县习惯已发生改变，藉助隆庆元年（1567）建立赵氏祠堂的机缘，赵仲全受族人之托，于万历九年（1581）制订《赵氏家规》，包罗创祠制、定祠礼、立宗长、定生理、重教训、男女有别、婚姻、匹俦、父子、兄弟、宗族、邻里亲戚、师友、优恤婢仆、崇俭约、禁异端、奉公、劝惩、义田等19条纲目，细目多达398条，“上自祖宗庙享，下暨后辈约束，轨制规为，弯曲详尽”，行使周密的划定设计和健全的宗族文化，以强化对宗族治理和掌握。

据赵仲全在《赵梅峰师长祠堂家规原序》自述，自赵氏宗祠建成后，族人认为“祠堂以尊祖联族，实有家之首务”，嘱托他编订规条，为此发了一通感伤：

余唯圣谕六条至矣，国内士民遵守之，即比屋可封，尚安用赘语。第闻之，家难而世界易。盖家之人，多以恩掩义，若妇女、赤子不克念书识理道，尤有不易训者。庄语之以诗书礼乐，漫不相入，徐而道之以俚语途歌，嘉言懿行，遂不觉勃焉。动忻艳奋激之怀，则条何可厌恶，而语何可厌肤也。余不佞，敬循典制历，考古今家训、贤哲芳踪，分条立款，辑为家规。

这段话介绍了赵仲全编撰家规的念头，是出于填补“圣谕六条”等法律在下层社会履行未便的作对局势，在订正古今家训的根蒂上编制而成。在《家规凡例》的开首，他对理论的起原作出归纳：“辑家规，悉遵国度法制，并考历代贤哲家规……而参之以吾泾土风，斟酌损益，务合乎理，不拂乎俗，中正易简，令可家喻而户晓。又附以先贤之嘉言善行，俾有所征信，而鼓起其乐从之心。”他在这段话中介绍家规的三种参考系：国度法制、历代家规嘉言和泾县土风，在此根蒂大将国度层面的礼制大传统与下层社会的礼制实践巧妙地串联起来。凭据该书序跋显露，自万历九年今后，接踵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天启四年（1624）、康熙五十二年（1713）、道光十五年（1835）和光绪二年（1876）重刻，可见这部家规有着悠长的生命力。在道光十五年赵连城的《重镌赵氏家规记》中，甚至将家规与成化七年修撰谱牒、隆庆元年竖立祠堂的主要性相提并论：“梅峰公家规，固与祠堂、宗谱相内外，而并垂不朽者也。”他认为家规承担“认为一族子姓之法守”的功能，充任着宗族治理的法理依据。

最后来看程文绣的同乡何绍源，字怀清，号郇亭，南陵县西村夫，乾隆九年（1744）甲子科中举，以经魁大挑知县，有《鹊江怀古》一诗留存于处所文献。光绪《春谷陈氏宗谱》收录他的《家规条箴》。作为存眷宗族文化扶植的有心人，何氏一贯钟情于收集历代族规谱法，以图浸染族人，并传之长远。他指出这并非一时之现象，“今自童蒙以及长老，闺阃以及朝廷，皆裁以蟊见，而著为训诫，凡若千条”，具有相当的遍及性。为此，他精心订正，专门分类整顿，其内容包罗明宗法、立宗长、励臣职、供子道、笃友于、宜室家、择交游、端蒙养、定生理、敬师友、重教训、习文艺、序尊卑、睦宗族、别男女、重婚姻、恤邻亲、重丧祭、谨茔墓、禁争讼、崇俭约、严谱盟等22句条箴，对驯化社会风气抱有厚望。何绍源《家规条箴》连同《九仪九诫》刊入光绪南陵《李氏重建宗谱》，或者表明何绍源的谱学理念与程文绣著作同样成为修谱套用材料之一。南陵徐氏谱牒的家规中也收录了“严谱盟”的内容，能够推定何绍源的部门谱学理念已演化为谱牒修撰的固定模板。

以上枚举程文绣后裔等谱师群体的运动，以及与程文绣相似的谱学专家戴恕、赵仲全、何绍源等常识人的谱学思惟。其实，如许的谱学常识人并不少见，如旌德十八都陈绍祖“尝著《家训》八十条” 。谱学礼仪作为一种礼俗实践，与国度礼仪政策、地区文化传统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试剖析如下：

首先来看外部身分，即明代中后期国度宏观礼仪政策的变迁。嘉靖十五年（1536）“大礼议”最终导向家庙轨制的改造，放宽官民祭祖的划定。礼仪规范的宏观政策发生转变，为处所性谱学文化的成长破解了政策约束，鞭策宗族运动的成长。也有概念认为，民间建置祠堂及追荐远祖的违制事实或许显现得更早，夏言出于对实际的追认才上疏改制。国度礼仪政策起到指导抑或追认的感化，自嘉靖年间以降，民间修谱建祠的运动愈演愈烈，为宁国府谱学文化的成长供应了轨制前提。

其次是内部身分，又分为两大原因。第一，宁国商人的鼓起与宁国府社会经济的成长，为谱牒修撰供应了经济保障。明代谱师工资待遇难以知晓，但清代相关记载或可匡助懂得。据汪喜孙与胡培翚的交流可知：“泾邑刻字店多是旌德人。闻近年丰熟，刻谱者多，价亦甚昂，写手竟未易觅。（似可往金陵觅之）。” 这里说起有名的旌德刻工，他们在泾县的修谱工作与本地经济形势亲切相关，或可想见明代宁国府谱牒修撰事业之趋于兴盛。第二，宁国府作为晚明讲会的主要基地，为培育处所常识人和处所性礼制实践供应了意识形态的根蒂。吕妙芬系统地商量了晚明宁国府讲会运动，认为阳明学在本地的成长首要受到欧阳德和邹守益的指导，于1530年月摆布鼓起，稍后因为王畿、钱德洪的讲学，加上宁国知府罗汝芳地倡导，至1560年月达到鼎盛。水西之学闻于国内，集会人数多达数百人，有学者甚至概括出“宣城派”。此后的阳明讲学受到顿挫又再度答复，阳明讲学运动一向与宁国府的处所政治和文化生态互相影响。能够说，多量学者汇聚于宁国府境内，在文化上发生积极的感化，拓展了处所士人的脑筋观点和文化意识。

与此同时，明代谱牒的建造发生了主要转变，在编制日趋完美的同时还兼具政治化倾向，士人把谱牒作为革新社会的对象。较早对族规睁开研究的刘王惠箴，从儒家思惟之实践层面商量其价格纲领和派衍。钟翀在商议村庄社会的“宗族化”时提到，处所常识人收集的形成和宋儒首倡宗族意识之醒悟，两者配合施展了感化。余英时进一步指出，从王阳明起头，儒学从政治取向转为社会取向，明儒对民间社会的正视更施展在乡约轨制，罗汝芳出守宁国府时便当用官方的地位来宣扬师门的宗旨。阳明学讲会成为一种主要的社交收集，为宁国府处所常识人的思惟交流和礼俗实践供应了交流的..；而张居正对讲会的打压，又鞭策宁国府部门常识人转移了注重力，把存眷点从修炼心性转移到革新社会。与之相适应的是，处所士绅对宗族文化扶植的热情也随之升沉，程文绣的创作念头和成长时机，正好与国度、处所的时代配景相耦合。

四、处所性礼制实践与下层社会治理

学界关于民间力量与明清下层社会治理的研究，集中商量乡规民约及其实践，鲜有人从谱学常识的角度加以考查。运动于明代嘉、万年间的南陵人程文绣，供应一个可贵的案例。他行使当局官员与处所士绅的双重身份，在平常礼制实践中成功创制一套处所性谱学礼仪《九仪九诫》，内容首要涉及谱牒的连结和撒布、修谱的理念和修谱的手艺问题等层面。程文绣经由指导谱牒修撰、介入谱牒正文写作和受邀作传等体式，使他的谱学理念随《九仪九诫》等文字序言在周边区域的谱牒中扩散，并指导皖南及周边区域诸多宗族的规范化运作，其谱学影响力一向持续到清末民国年间。程文绣的个案为明代谱学理念的形成、成长及厥后续影响供应一个具体而微的事例，有助于视察处所性谱学理念在时空上若何波及到周缘区域并陆续至民国的进程，从而加深对于皖南处所性礼制实践的懂得。

需要指出的是，常建华曾对程文绣的谱学理念有所指涉，他认为万历《太邑东乡崔氏宗谱》的特点是强调若何作谱，崔氏制订族规的首要原因是受当局乡约宣讲轨制的影响。除了当局身分外，程文绣的谱学思惟作为明清宗法思惟处所化的典型案例，还与宁国府谱学常识人群体的络续涌现相关。睁开《十戒》、《九仪九诫》、《赵氏家规》到《家规条箴》这一条宁国府谱学思惟成长的文本脉络，能够看出明清谱学理念和宗族意识形态日趋于处所化。这些谱学理念的显现及其处所性礼俗实践，不光关系到国度意识形态的履行，还与地区文化传统有着亲切的关系。连系程文绣所运动的时期来看，笔者认为是国度礼仪指导政策变迁和宁国府阳明讲会等首要身分的叠加效应，使得国度治理意志与地区文化传统有合作交融的空间。

对上述剖析作一审视，有助剖析明清宁国府下层社会治理的两种体式。其一是当局主导型的“乡约”及宣讲运动。经由行政号令履行的国度政策具有相当深刻的影响力，据常建华对明廷乡约令的考据，洪武之后再一次要求全国性宣讲圣谕六言，是嘉靖八年（1529）凭据兵部左侍郎王廷相的奏议作出的。在罗汝芳《近溪罗师长乡约全书》中，载有嘉靖四十二年（1563）三月经抚、按两院核准的《宁国府乡约训语》，依然能够视作是国度政策的翻版。崇祯年间，宁靖县约长王廷拜率众剿捕伏莽。这种“约长”应该是宁国府下层社会常设的一种地位，如旌德张本产就担当本地乡约长。宁国府的一些官员极为正视推广乡约，旌德县即有一例：“李广庵令旌时，深重乡约，每里勅举厚德一人，认为约长。” 而且，这种政策在清代改头换面获得陆续，康熙宁国知府佟赋伟曾说：“上谕十六条，第恐宣讲之际，或视为有司具文，又其敷析演说，多迂混不切。余故于癸巳春，悉取诸本乡约，与儒学官斟酌下意，择士之工文字善疏解者分编之，务令领略切近，如衣食皆知其可救饥寒，如药石皆知其可已疾痛。” 他对清初宁国府乡约教化的实践情形作了介绍，指出这是处所社会以教化为目的的一种民间下层组织形式。

其二是民间自发型的“乡规民约”，指的是下层社会成员配合制订和遵守的行为规范。因为乡规民约的形式和内涵非常雄厚，是以有需要零丁对谱学理念及其特征作一番检讨。“谱学”即“谱法”，凭据冯尔康师长的界说，所谓“谱法”是指编写谱牒的具体编纂方式，包罗家谱编制、书例等内容。关于明代皖南宗族的谱法，成化年间程敏政纂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所形成的谱学理念，是徽州谱法以及谱系文化成长的标记性事件，常建华和林济皆有专文商量。关于清代的谱法，冯尔康曾对修谱过程中求实际与慕虚荣的矛盾观点作过度析。本节的方针在于显现程文绣谱学理念的形成及其处所性礼制实践，但作为谱学常识的《九仪九诫》与乡规民约有所区别，它并非是针对族人、乡民平常行为的强制性规范，而是偏重于强调谱牒修撰的理念及其具体运作的意义，是一种非正式的礼俗指导机制。按照旌德饶氏谱牒中的表述：“已上十数条（家规——笔者注），法戒昭然，与谱法相维，所以速家政、端身范、而大家声者，莫切于此。” 可见有些宗族已经意识到谱法与家规之间的内涵区别，并测验将两者相连系，配合修建一道有利于宗族治理的轨制规范。

应该说，上述两种治理体式的内涵和形式并不沟通，其汗青变迁也遵循分歧的路径。但在平常生活实践，两者皆借助宗族的力量予以鞭策，并且后者还常受到前者的影响。自明代中后期以降，宗族为强化对族人的治理而自动挨近处所当局，而当局也把族权视为政权的增补，所以宗族的族规公约往往经由处所官府的钤印承认，使宗族行为改变为当局行为，成为国度法的需要增补和延伸，这就是“宗族乡约化”的主要表征。由此可知，上述两条主线互订交叉，民间自治有利于增强官方治理，官方治理又对民间自治供应保障。程文绣本人兼具官员和士绅的双重身份，成为官方治理与民间自治相连系的典型代表。

此外，谱学理念、谱牒族规的地区流传现象也值得存眷。常建华发现嘉靖、万积年间的《休宁范氏族谱》、《古林黄氏重建族谱》和《休宁宣仁王氏族谱》的“祠规”内容具有一致性，推想这三种族规的母本或者是休宁县处所官或有名士医生制订的，然后由本地宗族各安闲具体内容上加以斟酌损益和履行。若是上述三谱规条的推广与徽州守土官员的感化分不开，那么在宁国府则有另一种动力机制，即：民间谱师程文绣的口碑及厥后裔作为谱师群体的推广运动，使其谱学理念具备了流传的内涵驱动力。由此，在程文绣《九仪九诫》的地区流传过程中，谱学常识溢出南陵甚至宁国府的行政界限，扩散至长江北岸的大片区域。

附表1：程文绣的修谱运动与《九仪九诫》之地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