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911年冬随罗振玉遁迹..，1916岁首回国， 1925年今后担当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年仅五十。平生著述甚多，先后涉及词学、曲学、史学、汗青地舆学、古文字学等多个范畴，均卓有建树。
戏曲研究，只是王国维在1907～1913年间所进行的学术研究的首要部门。时代编著有《曲录》六卷、《戏曲考原》一卷、《宋大曲考》一卷、《优语录》二卷、《曲调源流表》一卷（佚）、《录鬼簿校注》、《古剧角色考》一卷、《宋元戏曲史》等。这些著述为中国戏曲史这门学科的奠基了根蒂。
《曲录》，清王国维撰，晨风阁藏书本，（图片选自《汉籍数字藏书楼》）
王国维首要以实证体式研究戏曲，故首重文献。他居风气之先，收罗了大量的曲籍，并且手自抄录批校，故《宋元戏曲史》序文称：“凡诸材料，皆余所蒐集。”但王国维作古时，生平所集词曲善本多不存于家，且下落不甚清楚。
王国维的助手赵万里在《王静安师长年谱》（1928）中说：“师长手校书之存沪上者，另有数十种。其校书年月，与其他行事之未详者，当续行补入，以俟写定。”赵万里在《王静安师长手校手批书目》（1928）一文中则说：“师长于词曲各书，亦多有校勘。如《元曲选》，则校以《雍熙乐府》，《乐章集》则校以宋椠。因原书早归上虞罗氏，今多不知流归何氏，未留情书，故未收入，至为憾也。”
赵万里《王静安师长手校手批书目》刊于《国粹论丛》1928年第3期
也就是说，王国维手校的词曲书籍中，“稀有十种”“早归上虞罗氏”，后则“不知流归何氏”，下落不明。
那么，王国维旧藏的词曲书籍为什么会归于上虞罗氏的呢？
王国维《丙辰（1916）日志》，在脱离..归国的前一天，即正月初二日，记云：
自辛亥十月寓居毂下，至是已五度岁，实计在毂下已四岁余。此四年中生活，在平生中最为简洁，惟学问则转变滋甚。客中书籍无多，而大云书库之书，殆与取诸宫中无异，若至沪后则借书綦难。海上藏书推王雪澄方伯为巨头，然方伯笃老，凡取携书籍皆躬为之，是讵能够屡烦耶。此次临行购得《宁靖御览》、《戴氏遗书》残本，复从韫公（罗振玉）乞得复本书多数部，而以词曲书赠韫公。盖近日不为此学已数年矣。
据此可知，1916年旧历正月，王国维脱离毂下赴上海任职之时，罗振玉择其“大云书库”藏书中的复原形赠，王国维则以所藏“词曲书”作为回馈。故赵万里在《王静安师长年谱》中说，在获得罗氏赠书的同时，王国维“亦以所藏词曲诸善本报之，盖兼以答此数年之厚惠”。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也说：“公先予三年回国，予割藏书十之一赠之。”罗氏大云书库藏书号称五十万卷，则所赠达五万卷之多。赠书一事，罗氏后人也每有说起，以表明罗氏对王国维的恩德，只是王国维同时“以词曲书赠韫公”一语，则不甚受人注重。
《王静安师长年谱》，清赵万里编，（图片选自《汉籍数字藏书楼》）
王国维在毂下前后五年（公元1911年11月-1916年3月）。在公历1912岁尾、1913岁首，他用三个月时间，完成了《宋元戏曲史》的撰述，此后转向史地及古文字研究，而未再涉及戏曲研究。在毂下时，王国维能够轻易地行使大云书库及毂下大学藏书，其文史研究，进展神速。后因生计问题，不得不先行回国，任职于上海仓圣明智大学。其时所担心的是在上海时资料行使未便，所以“从韫公乞得复本书多数部”。罗振玉慨然将其藏书中的复原形赠，但以王国维的性格，自不愿完全无偿接管，故亦思有以报之。因为王国维本人已经无意持续从事词曲研究，而书籍自己有其价格，所以将所藏“词曲书”送给了罗振玉，以作为回馈。固然在总册数上以罗氏所赠为多，但罗氏所赠者，均为“复本”；王国维回赠者，虽不外戋戋“数十种”，却都是“善本”。当然，在1916年，王国维已经完全抛却了词曲研究，因而将“多馀”之书，以作回赠，也是合适的。两人谊属厚交，原不会有过多的计较。
这里，王国维自记是“以词曲书赠韫公”，赵万里则称“以所藏词曲诸善本报之”，两人所说的是统一事实。只是王国维说得极为清淡，这相符其性格行事；而赵万里则稀奇点出是“善本”，意在表明王国维所回赠的亦非平常之物。
所以王国维旧藏词曲归于上虞罗氏，正回响了罗王两人的深挚情谊。
罗振玉与王国维
王国维回赠的这些词曲书籍，由罗振玉的四弟罗振常收存。
罗振常（1875-1942），字子敬。他在罗氏家眷中，擅长经营。而骨董书画及书籍的生意，原是罗氏家眷配合的生意。罗振玉本人学术与书籍出书兼顾，具体的经营与发卖，首要是经由罗振常。罗家在上海汉口路开设有书店“蟫隐庐”，即由罗振常打理。罗振常小王国维两岁，也曾在东文学社进修日文。故两人实为同窗，交往亲切。王国维曾以《词录》手稿，交付罗振常。王国维在1916年归国居于上海时，经常收支于蟫隐庐看书购书，或访罗振常，以作“闲谈”，如《丙辰日志》记正月初八日“出至蟫隐庐书铺”；初九日“坐电车至三马路蟫隐庐，与敬公（罗振常）闲谈至晚十时归”；十二日“午后出至蟫隐庐”；十四日“至蟫隐庐”；十八日“午后二时出，过蟫隐”，亦可见两人的情谊。
王国维《丙辰日志》，国度藏书楼藏
1916年之后，王国维旧藏的这些词曲书籍，已经属于罗家的私产，留存于上海罗家。但到1928岁首，在王国维作古一年后，罗家所存的王国维手校书籍，也“多不知流归何氏”了。
何以如斯？原因是1927年的炎天，罗振常将王国维所赠的这批书籍标价出售了。这批书籍的出售，与王国维的倏忽作古有关。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作遗书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遂投颐和园昆明湖自杀，一时学界震动。厥后事及遗孀后代的生计，也大令师友关心。
在这一配景下，罗振常起头整顿从王国维处获得的这批词曲书，为之撰写识语，或加浮签，公开出售。据笔者考知，大部门已经流往东瀛，为..学者与学术机构购藏。
地处毂下的大谷大学，收藏有明末朱墨套印本《西厢记》一种，上有“王国维”印，其第四册有内藤湖南识语：“丁卯六月，王忠悫公自沉殉节，沪上蟫隐主人售其旧藏以充恤孤之资。予因购获此书，永为纪念。九月由沪上到。炳卿。”
据此识语，我们能够知道，罗振常曾将王国维所赠的书籍公开出售，并号称“以充恤孤之资”。但罗振常显然只向读者解说这些书籍是王国维的旧藏，而没有注释这些书籍此刻在产权上是属于罗家的，或者他认为没有这个需要，并且要作解说，也颇不易说清楚，故省略了。
王国维的旧藏书籍，居然由罗氏出售，若是不认识前文赠书之由，显然易生曲解。
其次，罗振常固然在售书时透露会将出售所得，用来抚恤王氏亲属，但观王国维后代的回忆文字，完全没有收到此类款子的记述，所以这些款子的去向，也值得一议。
罗振玉与王国维谊兼师友，且为姻亲。王国维作古前一年，长子潜明病故，其媳为罗振玉三女孝纯，因与婆母有隙，竟归罗家。在处理后事过程中，罗振玉护女心切，王国维则因丧子之痛，心绪亦未佳，两人在协商中显现未谐之音，遂使三十年师友，交恶绝交。一年后，王国维竟赴水而死，罗振玉深表愧悔，亦思有以填补。据其《集蓼编》所述：“予即醵金恤其孤嫠，复以一岁之力，订其遗著之未刊及属草未竟者，编为《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由公同窗为集资印行。”可知确有“醵金恤其孤嫠”的行动。但在其时，王国维的家人似乎并没有收到这种救恤款，故未见其遗孀与后代说起。所以罗家所做的事情，大约是把筹得的费用，用作出书王国维遗著的开支，而以版税归其眷属。也就是说，罗振常出售王国维旧藏词曲书之所得，或者首要破费在王国维遗作的出书费用上了。
《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一百二十二卷，分为四集（图片选自《汉籍数字藏书楼》）
王国维旧藏的这些词曲书籍，此时实是罗家的私产。但罗振常公开出售时，号称“充恤孤之资”，在..的王国维厚交与后学，因敬服静安之学术，并重其情谊，遂多越洋认购，以作纪念。据笔者所见，有王国维的旧雨内藤湖南、狩野直喜、铃木虎雄，学生神田喜一郎，毂下大学后学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戏曲研究者久保天随，以及毂下大学、东瀛文库等公私机构。于今检视，均属秘本或稀见之本。故赵万里说“以所藏词曲诸善本报之”，属于事实。这是近代以来从中国粹者手中流徙..的最主要的一批戏曲文献。
王国维赠予罗氏的“数十种”“词曲诸善本”，如今固然已经难以知晓其全面子目，但经由现存..之王国维词曲旧藏，尚可考见其也许。
兹举笔者在..各藏书楼所见钤有“王国维”印者，并参酌近人著录，胪列如下：
宣德原刊本《周宪王乐府三种》三册、明文林阁刊《绣像传奇十种》二十四册。此两种今藏毂下大学文学部藏书楼。据该馆的图书入库记载簿，三书于1927年12月15日入藏，注明系直接从上海蟫隐庐购入；
清代精钞本《西堂曲腋》四册，铃木虎雄购藏，于1956年3月归毂下大学文学部；
明广庆堂刊《折桂记》二册，吉川幸次郎购藏，后归京大文学部；
明继志斋刊《重校窃符记》二册、明万历刊《玉茗堂重校音释昙花记》二册，此两种系神田喜一郎购藏，今归大谷大学；
明末朱墨套印本《西厢记》四册，内藤湖南购藏，有识语见前文所引；后赠予学生神田喜一郎，今亦归大谷大学；
明继志斋刊《重校紫钗记》四册、唐振吾刊《镌新编出像南柯梦记》四册，久保天随购藏，后经神田喜一郎，亦归大谷大学；
万历刊《词林白雪》六册，仓石武四郎购藏，今归东京大学东瀛文化研究所。
明继志斋刊《重校窃符记》，内中钤有“王国维”印，大谷大学藏
从上述情形看，学者小我所购藏者，多为单种，册数不多，单价相对较低，也可知确为购作纪念罢了。
而最集中的一批，达二十五种，1928年7月，经..的文求堂书店，由东瀛文库收购，这一批书籍，其时铅印有一份书目，青木正儿将所得这一书目，连同王国维遗像、遗书、报道王国维死讯的报纸，一并重装于王国维在1912年手赠给他的《曲录》内。此目录题作“海宁王静庵国维手抄手校词曲书目”，一叶，铅字付梓，内録有王国维手钞手校词曲共二十五部，二百四十册。此份书目恐便是罗振常印制的求售目録。据此，罗振常当是将王国维所赠书籍，分批出售的。
东瀛文库所藏，有二十种为词籍，另含戏曲相关书籍五种：
《元曲选》一百册，明万历刊本，王国维句断、校录，并附识语；
“明剧七种”六册，有两种为王国维影钞，并有题识；
《录鬼簿》二卷，王国维手校本，有跋；
《曲品》三卷附《新传奇品》一卷一册，王国维手抄并跋；
《雍熙乐府》二十册，明嘉靖十九年序刊本，有王国维识语。
以上藏本，大多有罗振常识语或浮签，如“明剧七种”之《新编吕洞宾花月神仙会》卷末记：“此种乃忠悫手自影写，丁卯（1927）仲夏，上虞罗振常誌。”并有“罗振常念书记”印。这类批跋，首要是解说属于王国维的手泽，用来表明其价格。当是1927年夏日，这批书籍待沽之时所为。
也有原本有欠完整，而加以补钞者。如王国维手校本《录鬼簿》，罗振常跋：“丁卯（1927）孟夏，以大云书库藏旧抄尤贞起本校一过，知艺风虽以影钞尤本寄示，观堂未及校也。罗振常记（“振常手校”印）。”“尤本有序，为此本所无，别录之。”观东瀛文文库所藏此本，首页序文笔迹分歧，实系罗氏据王国维旧藏之尤贞起本影钞本补录。
王国维手校本《录鬼簿》，..东瀛文库藏
王国维的故人、后学所购，多是单种曲籍，且无批校，其价钱当不是很贵，小我财力可以承受，故纯属购作纪念。而二十五种词曲书籍，首要为钞本，多有批校及后记，或施有标点，数量宏大，其代价当是不菲，故须是东瀛文库才有如许的财力来作购置。
东瀛文库收购的这批书籍，在1977年榎一雄撰《王国维手钞手校词曲书二十五种》文，首次作流露，1990年被译介到中国（见《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三辑），为中国粹者所知。但有学者猜忌这傍边某些书籍并非王国维所藏，亦非王国维手抄，而是罗振常的伪题，因为“真假混同以卖大代价历来是骨董商、书商的惯技”。其依据是曾问询罗振玉的女婿周子美（延年），周氏说，王国维卒后，儿子不攻文史，继配夫人不甚识字，王家有些书交罗振常蟫隐庐出售，而罗振常曾将不是王国维的藏书也盖上王国维的印记。当是时人不知王国维旧藏“数十种”善本已赠予给罗家，仅见罗氏售书，加以对罗振玉的人品有所猜忌，遂认为罗氏所售之称出于王氏旧藏者，属于伪托。此类臆测，实不足为据。
笔者还能够举出相反的例证。如前所举铃木虎雄旧藏本《西堂曲腋六种》，笔者在毂下大学检阅原书时，并未发现钤有王国维藏章，故最初并不把这种精钞本作为王国维旧藏。后见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附录列有《西堂曲腋六种》一种，其“备考”内注：“王国维氏旧藏有钞本，今归吾师铃木虎雄师长所有。”因知出自静安旧藏。若今人的猜忌属实，则此种《西堂曲腋》也该当钤有“王国维”印；今此种并没有王国维的印记，但仍然作为王国维旧藏出售，解说罗振常并没有作伪。同时，现今所知，罗振常出售王氏旧藏词曲，集中在1927年夏至1928年夏之间，此外并无售书记载，既然这段时间所售者也没有借“王国维”印以求溢价，此后就更弗成能。并且王国维的私章也弗成能归罗氏。是以，罗振常出售已归罗家的王氏旧藏，原是一桩善举，后人反以此责骂罗氏，实有违于事实，故为之辩白如上。
王国维旧藏的这些书籍，也有一小部门为国内藏书家购藏。笔者在上海藏书楼发现周越然言言斋旧藏书中，有四种戏曲，有“王国维”印章：
新刻出像音注姜诗跃鲤记四卷，金陵富春堂刻本，四册；
新刻出像音注唐朝张巡许远双忠记二卷，金陵富春堂刻本，二册；
新刻出像音注补充刘智远白兔记二卷，金陵富春堂刻本，二册；
财星照二卷，底稿，写样待刻，二册。
这四种，当是周氏在1927年从罗振常处购入者。
但归于罗家的王国维旧藏书籍，亦并未悉数出售。据近人所记及笔者所见，应还有以下数种：
清曹楝亭刻本《录鬼簿》
内有王国维校语及识语，一云：“宣统二年八月，复影钞得江阴缪氏藏国初尤贞起手钞本，知此本即从尤钞出，而易其行款，殊非佳刻。若尤钞与明季钞本，则各有佳处，不克相掩也。冬十一月，病眼无聊，记此。”后来罗振玉辑《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第四集，即据此本付梓，题作《录鬼簿校注》。此书今藏于辽宁省藏书楼，有“罗邨旧农”、“继祖之印”、“东北藏书楼所藏善本”等印，可知此书昔时罗氏不曾出售，而是由罗振玉之孙罗继家传藏，直到1950年月，时居东北的罗继祖迫于生计，才售予东北藏书楼，今归辽宁藏书楼古籍部。或有论者质疑罗氏整顿的《录鬼簿校注》底本选择不善，我请学生张禹将此本与东瀛文库藏本作了对照。因知王国维在1908-1910年间，获得多个版本的《录鬼簿》，1910年2月，以亲笔过录的明钞本为底本，校以楝亭刻本；随后又以楝亭刻本为底本，校以明钞本，“校勘既竟，并以《太和正音谱》、《元曲选》覆校一过，居然善本矣。”但王国维本人并没有作《录鬼簿校注》的筹算，以上工作只是其戏曲研究的需要，所以离别以两个分歧系统的版本为底本，以作出对照，并将比勘的内容，批校于书上罢了。对照而言，楝亭本刊印时经由精校，所需校改的字少，罗振玉取认为付梓本的底本，是稳健的做法。
影钞尤贞起钞本《录鬼簿》
内有罗振常识语：“此本王观堂以五十金得之董绶经。观堂有《录鬼簿》校本，刊之《观堂遗书》中，所据以校订者稀有本，此为其一。罗振常记。”并有“罗振常念书记”印。有浮签，书“录鬼簿一本”，下有罗振常题识：“此签观堂所书。”书内有“王国维”印。罗振常撰此识语，最初目的当是为了出售。此书曾入《蟫隐庐旧本书目》，今归国度藏书楼。
《盛明杂剧》
狩野直喜在1910年秋在北京参见王国维，对王国维拥有《盛明杂剧》等曲籍甚是恋慕。王国维自谓“己酉冬日，得此书之于厂肆”（《盛明杂剧初集》跋）。己酉为1909年。今不详归于何处。1918年董康诵芬室据王国维旧藏本覆刻，董康自记：“《盛明杂剧》为明沈林宗辑，曩曾假王静庵藏本影刻于宣南。”不外从时间上看，董康应是从罗振常手中借得此本，或者罗氏爽性将此书让渡给了诵芬室。
笔者撰成此文后，得阅新出书的《王国维全集》（浙江教育出书社、广东教育出书社结合出书，2010），其第二十卷收录国度藏书楼藏底稿《静庵藏书目》，末所列为戏曲。本文已举、并见于此目者有：录鬼簿手钞本一册，曲品手手本一册，元曲选一百种一百册，雍熙乐府嘉靖楚藩刻本廿册，西厢记（当即内藤氏藏本），玉茗堂刻昙花记二本，西堂曲腋钞本四本。今未知下落者有：传奇汇考精钞本十册，六十种曲一百廿册，北宫词纪四册，南宫词纪四册，南北九宫大成殿本五十册，南词定律殿本八册，北词广正谱八册，啸余谱十册，纳书楹乐谱廿二册，长生殿，牡丹亭，帝女花，董西厢，琵琶记，明刻牡丹亭。此种《静庵藏书目》未注编纂时间，但既然有七种后归罗氏的戏曲相关书籍已经见于此书，可知其编纂的下限在1911年10月赴毂下之前。又王国维藏有《盛明杂剧》，而未见于此目，《盛明杂剧》购置于1909年冬，故此书目在1909年冬之前就已经编定。又《雍熙乐府》跋称“光绪戊申冬日，得于京师”，钞本《录鬼簿》手录后作跋所署时间为“光绪戊申冬十月”，而《曲品》跋称“宣统改元春王正月，国维识”，而此三书已经收录于此书目，故可推定此书目编定于1909年夏秋之际。
顺带说一下，新编《王国维全集》第二册收录有《罗振玉藏书目录》，所据为..学者稻叶岩吉的过录本，现藏于辽宁省藏书楼。是以版目录原未题撰者，编校者因其泰半承继《大云精舍藏书目录》，且1913年王国维说起替罗氏整顿书库目录，认为此书目亦出于王国维之手，故予收录。今观此目中已经收录了王国维原藏的词曲书籍，可知其编定必在1916年之后，且非成于王国维之手，故欠妥作为王氏著作收录。
《大云精舍藏书目录》，辽宁省藏书楼藏
笔者尝在异国摩挲王国维的手迹，见其以谨严的楷书抄写的脚本、曲目，二色三色的批校，以及因续有所得而增至再三的题识，遥想百年前静安师长独自致力于戏曲研究的情状，体味“凡诸材料，皆余所蒐集”所包蕴的言外之意，瞻仰“欲学术之蓬勃，必视学术为目的，而弗成视为手段尔后可”的高远境界，感伤系之。因作此小文，略述王国维旧藏词曲“诸善本”的归属，以表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