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他是欧阳修今后的文坛首脑，多才多艺，诗、词、文、书、画都是一代巨匠，著述十分雄厚。
苏轼的平生大略可分为四个时期。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教化的家庭，父亲苏洵是有名的散文家，母亲程氏是有文化明大义的女子。少年苏轼在怙恃的培养下，用功勤学，博通经史。他成长在一个外观承平而内中各类社会矛盾渐趋尖利的时代。这时代一方面号称“百年无事”，经济文化都有相当的成长；另一方面又是既有辽、夏入侵的外患，又有豪强兼并、人民困吃力不胜的内忧。社会危机四伏，积贫积弱的形势日益严重，改造的呼声，在士医生层中渐次高涨。苏轼在如许的家庭与社会氛围陶冶下，受儒家经时济世思惟的影响，早年即立下用世之志，以身许国，并主张针对实际中的各种毛病进行改造。他二十一岁随父入京列入进士测验，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与弟苏辙同科及第。时父苏洵也深受正视，父子三入，一时名噪京师， 苏轼中进士后，二十五岁卜父、弟再至汴京。授他河南主簿，不赴。二十六岁介入制科测验，队三等，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此后踏上仕途。苏轼在风翔三年还京，差判登闻鼓院，又授直史馆。因父苏洵病故，回乡睁丧。三十四岁再到汴京，判官告院。这时王安石正履行靳法，苏虽也有志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状况，但在变法思惟上与王安石柠在不合。他不主张急变，否决“求之过急”，于是接连上书抻宗，反时王安石变法方案，于是引起王安石一派的倾轧。苏轼为了远身祸，求为外任，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苏轼出京作处所官，勤政爱民，尽心职守。八九年的时间，他撮然辗转迁徙，但每到一地都兴修水利，施助流民，减免租税，体察民间疾吃力。而对于新法实行中的一些坏处，也“不敢默视”．后因“托事以讽”写了一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言官何正臣、舒宦、李定晦人弹劾为“存心不良”、“指斥乘舆”，于是在湖州任上被倏忽拘系送交御史台论罪。从元丰二年七月被押，到十·一月释放，苏轼在狱中倍受诟辱，几置死地，幸得多方营救，才得贬出。这就是有名酌“乌台诗案”，苏轼生活、思惟与创作也此后起头了伟大的转折。苏轼出狱后，被贬为黄州团陈副使，但不得签押公务，近于流放。他因经济难题，申请城东坡荒地，躬耕求食t自号东坡居士。黄州五年，苏轼思惟改变很大。一方面他没有抛却儒家经世济民思惟，持续关心国度政局，因壮志难酬而吃力闷；另方面他闭门思过，消极彷徨，又时时向佛老思惟去求解脱。但这几年倒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壮的山河，质朴的民俗，平坦的友情，不克忘怀实际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很多有名的诗文，或雄健豪迈，或清旷淡远，成为他平生创作的岑岭。元丰八年，神宗病故，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政局发生转变，升引旧党人物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周全取销王安石新法，史称“元枯更化”。苏轼即被升引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但苏轼看待新法，又主张“参用所长”(《辩试馆职 策问札子》)，否决在朝大臣们：的全盘否认新法。这种留意实际短长的精神和耿直立场，又和司马光等旧党人物发生不合。司马光病死，苏轼为旧党权要所忌恨，又要求外放，于是在元祜四年三月又出知杭州。苏轼十五年后再次至杭，“山河祖国，所至如归，长者遗民，与臣相问”(《杭州谢表，)。他勤政爱民，开浚西湖，施助流民，兴建医坊，为公民作了很多功德．
至元枯六年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毂下。入朝后本拟有所建树，不虞又为旧党贾易等诬陷，表情郁闷不肯留在国都，于是又上书恳求外放，不久便被派知颍州，后又改知扬州、定州。 苏轼从黄州被召还，第一次执政时代，主持过学士院测验和进士贡举。他为国度振兴积极荐举擢拔后进，于是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才士云集毂下，一时文坛兴盛。苏轼俨然成为文坛牛耳，为北宋后期文学的成长，开创出一个新的局势。远谪惠、儋时期 旧党的支撑者高太后病死，哲宗在朝，又恢复神—票薪荏；于幂新党人物又纷纷上台。但这时的新党甩掉了王安石变法的精神，将袭击“元枯党人”作为首要方针，于是旧派人物纷纷遭到贬斥。王安石变法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政治活动，蜕化为争权夺利的党派之争，苏轼竟成为党争的牺牲品。他被挤出朝廷，先是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未到惠州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仍到惠州安置。苏轼在惠州渡过两年谪居生活，虽是衰迈之年，处境困窘，仍然关心人民，积极成长农业与兴修水利，为改善公民生活竭尽全力。绍圣四年苏轼已六十多岁高龄，又被改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即被流放到海南岛。其时海南地处天际海角，景况极其萧疏，生活极端艰辛，“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每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侔书》)。但苏轼不戚戚于小我忧患，积棋为本地土族人民做功德，奖励农业生产，流传文化常识，废除陋俗培育才，一向朴朴工作到最后赦还。远贬惠、儋时期，前提最为艰辛，但苏轼思惟奔放，随遇而安，并没被难题压服，反而显现了创作丰收。这时期他写了大量的和陶诗与书札散文，诗风澹泊、超拔，精湛华妙，成为苏轼平生创作的最后锦绣。元符三年，鞭宗继位，苏轼获赦北还，海南长者“执手涕零”(《遁斋闲览)。剪杜过大庾岭时，有“问翁大庚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的躺慨，还胆回朝再竭忠诚．不虞行至常州病死，竣事了他宦海升沉的卜生。苏轼的思惟首要是爱崇儒学，迫慕韩琦、范仲淹、富郑、欧阳骼等政治与文坛元老，有效世之志。他关心国计民生，揭露时弊，曾氍出巩固中央、改造官制、解除边患等一系列政治改造主张：他在幂州向导军民防洪救城．在杭州疏浚西湖．筑堤引水．开设瘸坊，抗策减税。直到远贬惠州，仍“疾吃力者畀之药，殒毙者纳之富。皋率众靶桥以济病涉者”(苏辙《墓志铭》)。苏轼平生积极人世，是封建时代仁政爱民的清廉仕宦。但苏轼早年也接管过道家思惟的奉响，喜敢《庄子》。入仕后，因为政治上络续受挫折，佛、道思惟影响加深，井成为他追求解脱政治吃力闷的对象。他通判杭州时，经常收支佛司，拜望名僧。黄州五年，他的佛老思惟加倍急剧成长。然则直到远贬惠、儋时期，他仍然有效世之心。以儒为主，融合佛老，进退行藏，禾施弗成，这就是苏轼平生的思惟状况。这种思惟境界示意在文学佛作上，既有对实际的批判，又有人生如梦的感喟，也有潇洒自适的抒情。苏轼作品内容的复杂性．恰是他复杂思惟的示意。
苏轼生平大事年表
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嘉祐八年（1023-1064）
1036 苏轼降生
1054 娶王弗
1057 中进士；母丧；服孝（1057.4-1059.6）
1059 全家前去毂下
1061 仁凤翔判官
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1068）
1064 任职史馆
1065 妻丧
1066 父丧；服孝（1066.4-2068.7)
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
1068 娶王闰之
1069 返京；任职史馆
1071 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
1074 任密州太守
1076 任徐州太守
1079 任湖州太守；入狱
1080 谪居黄州
1084 往常州
1085 往登州；任登州太守；往毂下；任中书舍人
哲宗（1086-1100）元祐年间太后在朝（1085-1093）
1086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
1089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
1091 任吏部尚书；往毂下；任颍州太守
1092 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
1093 妻丧；太后逝世；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
1094 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
1097 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
徽宗（1101-1126）太后在朝（1100）
1101 北返；往常州；逝世
1126 北宋亡
【苏洵】(1009--1066)北宋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加入“唐宋八人人”。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据说27岁才勤苦念书，经由十多年的闭门吃力读，学业猛进。仁宗嘉祐元年(1056)，他率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介绍。一时公卿士医生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嘉祐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列入测验，他推托有病，不愿应诏。嘉祐五年，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闢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即作古，追赠光禄寺丞。
苏洵是有政治理想的人。他说他作文的首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主要论说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刷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度，必需“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增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懈怠之气，激发世界人的进步心，使宋王朝振兴。因为苏洵对照认识社会实际，又擅长总结汗青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是以，他的政论文中尽管难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概念照样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说了军事问题。在有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求全宋王朝的辱没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造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计谋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克乘胜直捣咸阳的计谋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计谋战术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精良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进展出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鄙夷仇敌，写得有风格。《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仕宦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扬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的散文论点光鲜，论据有力，说话厉害，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赞美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收支驰骤，必造于深微尔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谈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对照中肯的。艺术气势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转变。一部门文章又以弯曲多变、纡徐委宛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说话古仆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方天然成文的一段描写，便是一例。
苏洵论文，看法亦多精粹。他否决浮艳怪涩的时文，首倡进修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商量了分歧体裁的配合要乞降分歧写法。他稀奇擅长从对照中批评各家散文的气势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谈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朴素挺秀。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湛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苏洵著作，宋代以多种版本风行，原本多半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师长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祐集》15卷。
【苏辙】(1039～1112)北宋散文家。与其父苏洵、兄苏轼合称“三苏”，均在“唐宋八人人”之列。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仁宗嘉□二年(1057)与苏轼一路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六年,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其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台甫府推官。熙宁三年(1070)上书神宗，力陈法弗成变，又致书王安石，激烈求全新法。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元丰二年(1079)，其兄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他上书恳求以本身的官职为兄赎罪，禁绝,连累被贬,监筠州盐酒税。元丰八年，旧党当政，他被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进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哲宗元□四年(1089)权吏部尚书，出访契丹。还朝后任御史中丞。元□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执掌朝政。元□八年，哲宗亲政，新法派从新得势。绍圣元年(1094)，他上书否决时政，被贬官，出知汝州、袁州，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后又贬循州等地。崇宁三年(1104)，苏辙在颍川假寓，过田园隐逸生活，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以念书著述、静坐参禅为事。身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订婚。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醉心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聊天下大事，如《新论》（上）说“目前世界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遽变而有缓病”，剖析其时政局，颇能一语破的。《上皇帝书》说“当代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般,针对时弊,古为今用。《六国论》谈论齐、楚、燕、赵四国不克支援前方的韩、魏，联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尔后方安泰靡烂的实际。《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比拟，谈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寄意。
苏辙在古文写作上也有本身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弗成以学而能，气能够养而致。”认为“养气”既在于心里的教养，但更主要的是依靠广宽的生活阅历。是以赞扬司马迁“行世界，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的文章气势汪洋恬淡，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恬淡之中贯注着不屈之气，光鲜地施展了作者散文的这种气势。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超卓。例如《墨竹赋》赞扬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仔细真切，富于诗意。
苏辙写诗力争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岂论思惟和才力都要显得减色。早年诗多半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气势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认识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实际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小我生活感触之作，艺术成就也跨越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老婆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惟内容为权衡尺度，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脆而不坚”，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见解在宋代有必然代表性。
苏辙著有《栾城集》,包罗《后集》、《三集》,共84卷,有《四部丛刊》影明活字本。又,《栾城应诏集》12卷，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3岁失怙，由兄嫂抚育成人。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任节度推官，厥后任监察御史、阳山令等职。宪宗即位，为国子博士。后又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兵变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洲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吏部侍郎等显职。卒于长安，韩愈在政治上力主增强统一，否决藩镇割据。思惟上尊儒排佛，以孔孟道统的继续者自居。他否决六朝以来的..的骈偶文风，鼎力首倡古文，和柳宗元配合向导了中唐古文活动。韩愈是唐代有名散文家。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潮洲韩文公庙碑》）。韩愈的论说文内容渊博，体裁不拘一格，如《原道》、《论佛骨表》、《师说》、《进学解》等，立意新颖，概念光鲜，勇敢坦率，斗争性强。他的碑志文“随事赋形，各肖其人”（《韩愈志》），缔造性地把《左传》、《史记》的列传手法运用于碑志，塑造了一多量维妙维肖的人物形象，使碑志这种历来死板无味的体裁增辉生色，个中有的作品已成为精良的列传文学，如《柳子厚墓志铭》等。《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等赠序，手法多样，使赠序成长成为一种富有文学性的实用性的体裁。《答崔立之书》等书启，因人陈词，情真意切。韩文雄奇奔放，汪洋恣肆，“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深于立意，巧于构想，说话精练，富有缔造性。其诗亦另具匠心，勇于立异，工于长篇古风，采用散文辞赋的章法笔调，风格雄浑，才力充足，想象奇异，形成奇崛宏伟的奇特气势，开创了李、杜之后的一个主要派别，改正了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代表作有《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七律《左迁蓝关示侄孙湘》、七绝《初春呈水部张十八助教》，也是到处颂扬的名篇。但他过于追求别致，难免流于险怪，强调“以文为诗”，又难免使诗酿成“押韵之文”。有门人李汉所编《昌黎师长集》传世。宋魏仲举所辑《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师长文集》40卷、《外集》10卷较完美。诗注以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纪年笺注》、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较好。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人，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国都长安，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客死于柳州。一代有名文学家、思惟家，享年不到50岁。因为他是河东人，终于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人称柳河东或柳柳州。
柳家与薛、裴两家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皆为朝廷大吏，五世祖曾任四州刺史。入唐后，柳家与李氏皇族关系亲切，只高宗一朝，柳家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22人之多。但到了永徽年间，柳家屡受武则天的袭击毒害。到柳宗元出生时，其家眷已衰落，从皇亲国戚的特权地位跌入一样权要田主阶级之中。柳宗元曾祖、祖父也只做到县令一类小官。其父柳镇，官秩一向很低。柳宗元非常感伤地说，柳氏到他这一代，已经“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安史之乱，使柳家又受到一次伟大冲击。战乱中，柳镇送母亲入王屋山逃亡，本身携着一家汇入逃亡人流，逃到吴地。在南方，一度生计艰难，有时竟薪米无着。柳宗元的母亲为了供养后代，经常本身挨饿。柳宗元正出生于“安史之乱”后，他的少小就是在穷困艰难中渡过的。柳宗元九岁时，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爆发，使柳宗元一家再一次饱尝战乱之吃力。柳宗元成长于动乱年月，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人民蒙受的魔难有必然的认识，对社会实际有必然的熟悉，这对他今后的文学成就和思惟建树不无影响。
贞元九年（793年）春，20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土，同时中进土的还有他的石友刘禹锡。贞元十二年（796年）柳宗元任秘书省校书郎，算是步入宦海，这一年，与杨凭之女在长安娶亲，两年后，中博学宏词科，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得以博览群书，坦荡眼界，同时也起头接触朝臣权要，认识宦海情形，并关心、介入政治。到集贤殿书院的第一年，他便写了《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碑》，颂扬了执政政大事上勇于对峙己见的谏议医生阳城，第二年写了《辩侵伐论》，表明对峙统一、否决盘据的强烈愿望。
贞元十七年（801年），柳宗元调为蓝田尉，两年后又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年31岁，与韩愈同官，官阶虽低，但权柄并不下于御史，此后与宦海上层人物交游更普遍，对政治的阴郁靡烂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造的愿望，成为王叔文刷新派的主要人物。
王叔文、王（亻丕）的永贞刷新，虽只有半年时间便宣告失败，但倒是一次震动全国的提高活动，所实行的办法，袭击了其时专横嚣张的太监和藩镇割据势力，利国利民，顺应了汗青的成长。柳宗元与石友刘禹锡是这场刷新的焦点人物，被称为“二王刘柳”。年青年头的柳宗元在政治舞台上同太监、豪族、旧权要进行了尖利的斗争。他的刷新精神与斗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因为顺宗下台、宪宗上台，刷新失败，“二王刘柳”和其他刷新派人土都立即被贬。宪宗八月即位，柳宗元九月便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此次同时被贬为司马的，还有七人，所以史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州地处湖南和广东接壤的处所，其时甚为荒僻，是小我烟稀少令人恐怖的处所。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有他67岁的老母、堂弟柳宗直、表弟卢遵。他们到永州后，连住的处所都没有，后来在一位和尚的匡助下，在龙兴寺寄宿。因为生活艰辛，到永州未及半载，他的老母卢氏便脱离了人世。
柳宗元被贬后，政敌们仍不愿放过他。造谣中伤，人身冲击，把他丑化成“怪民”，并且好几年后，也还骂声不停。由此可见保守派恨他的水平。在永州，残暴的政治毒害，艰辛的生活情况，使柳宗元悲愤、郁闷、疼痛，加之几回无情的火灾，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竟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水平。贬谪生涯所经受的各种毒害和灾祸，并未能摇动柳宗元的政治幻想。他在信中明确透露：“虽万受屏弃，不更乎其内。”
永州之贬，一贬就是10年，这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转折。在国都时，他直接从事刷新运动，到永州后，他的斗争则转到了思惟文化范畴。永州十年，是他持续对峙斗争的十年，普遍研究从古到今关于哲学、政治、汗青、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撰文著书，《封建论》、《非〈国语〉》、《天对》、《六逆论》等有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柳宗元与刘禹锡等被召回京。但并未被重用，因为武元衡等人的仇视，他们二月到长安，三月便公布改贬。柳宗元改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刺史，刘禹锡为播州刺史。固然由司马升为刺史，但所贬之地比本来更僻远更艰辛。柳宗元想到播州比柳州还要艰辛，刘禹锡还有80多岁的老母随身伺候，便几回上书给朝廷，要求与刘禹锡交换。后来因有人帮助，刘禹锡改贬连州，柳宗元才起程向柳州。
柳州距国都长安，比永州距国都更远，更为掉队萧疏，居民多为少数民族，生活极端贫困，习惯习惯更与华夏大不沟通。柳宗元初来这里，说话欠亨，一切都不适，但他照样决心行使刺史的有限权力，在这个局部区域持续实行改造，为本地公众做些功德。
柳宗元在柳州，决心取销“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原形侔，则没为奴仆”的残暴风习，制订了一套释放奴仆的法子，划定那些已经沦为效婢的人，都能够按时间算工钱，抵完债即恢复人身自由，回家和亲人团聚。此举受到恢弘穷苦人民的迎接，后来被履行到柳州以外的州县。针对本地公民迷信掉队习俗，柳宗元严令禁止江湖巫医骗钱害人；举办和成长文化教育事业，兴办私塾，推广医学，并使从不敢动土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井，解决饮水问题。柳州荒地好多，柳宗元组织闲散劳力去开垦，仅大云寺一处开垦的荒地、就种竹三万竿，种菜百畦。他又正视植树造林，并多欢亲自列入了植树运动。
柳州四年，柳宗元在力所能及的局限内，进行了一番兴利除弊的改造，遗惠一方，实际是王叔文改造在局部区域的施行。
历久的贬谪生涯，生活上的困窘和精神上的熬煎，使柳宗元健康状况越来越坏，确是未老先衰。他的石友吴武陵多次驱驰于在朝大臣裴度门下，设法营救他离柳州还京。裴度与柳宗元同系河东人，元和十四年宪宗因受尊号实行大赦，经裴度说情，宪宗才赞成召回柳宗元。然而为时已晚，圣旨未到柳州，柳宗元便怀着一腔悲愤脱离了人世，其时年仅47岁。临死前，柳宗元写信给石友刘禹锡，并将本身的遗稿留交给他。后来刘禹锡编成《柳宗元集》。
固然活了不到50岁，但柳宗元却在文学上缔造了辉煌的业绩，在诗歌、辞赋、散文、纪行、寓言、小说、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凸起的进献。
柳宗元的诗，共集中140余首，在人人辈出、百花斗丽的唐代诗坛上，是存诗较少的一个，但却多有传世之作。他在本身奇特的生活履历和思惟感触的根蒂上，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施展本身的创作才调，缔造出一种奇特的艺术气势，成为代表其时一个派别的卓越诗才。苏轼评价说：“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把柳宗元和陶渊明并列。现存柳宗元诗，绝大部门是贬官永州今后作品，题材普遍，体裁多样。他的叙事诗文笔朴素，描写生动，寓言诗形象光鲜，寄意深刻，抒情诗更擅长用清爽峻爽的文笔，委婉深曲地抒写本身的表情。岂论何种体裁，都写得精工密致，韵味深长，在简淡的格调中示意极其沉厚的情绪，呈现一种奇特的面貌。因他是一位关心实际、同恋人民的诗人，所以无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写出具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格的诗篇。
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此论相傍边肯。柳宗元的辞赋继续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光行使了传统的形式，并且继续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许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惟、遭遇，照样志向、品质，都有类似之处。《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坎坷堙（户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与屈原之作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偏重于陈情，照样偏重于咏物，都情绪竭诚，内容充实。
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韩柳二人与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并称为“唐家八人人”，堪称我国汗青上最卓越的散文家。唐中叶，柳宗元和韩愈在文坛上提议和向导了一场古文活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思惟理论和文学主张。在文章内容上，针对骈文不重内容、朴陋无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实际，“不屈则鸣”，富于根除时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刷新体裁，冲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要求刷新说话“务去陈言”、“辞必己出”。此外，还指出先“立行”再“立言”。这是一种提高的文学主张。韩柳二人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创作了很多内容雄厚、技能熟练、说话精练生动的精良散文。韩柳的古文活动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纪行、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极其精良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我国古代山水纪行名作。这些美丽的山水纪行，生动表达了人对天然美的感触，雄厚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范畴，从而确立了山水记作为自力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除寓言诗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般，被千古传诵。
文学成就而外，柳宗元又是一位有名的思惟家。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刷新的人，必然是一个思惟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认立场，把董仲舒如许的大人物斥为“淫巫瞽史”，求全他“诳乱子女”。他否决天符、定数、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取代“砷”，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惟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酿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实唯物主义概念诠释“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定数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惟，是同其时社会生产力的成长、天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实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惟成长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卓越的思惟家。
柳宗元所写的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著，是他的政治思惟的具体反映，是他介入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封建论》是柳宗元最有名的政治论文。针对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轨制之争，柳宗元认为整个社会汗青是一个天然成长的过程，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成长的必然趋势。分封制露出出各种严重毛病，而新的郡县制能战胜分封制毛病，有优胜性和提高性，因而死力支撑郡县制。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反映出柳宗元政治思惟的提高性。《六逆论》、《晋问》等政论文，主张任人唯贤，否决世袭特权，甚至认为皇帝在用人问题上有了错误，也应纠正。他正视农战的思惟也对照凸起，正视劝农耕，修水利，以利民、安民。柳宗元推崇儒学，但不主宗一家。他的不少谈吐，往往从折中和谐的立场，来对儒、法、释、道等各家学说作和谐的诠释，这是他思惟异于其他思惟家之处。
作为我国汗青上卓越的思惟家、文学家，柳宗元将永远受到世人的尊敬。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人。北宋散文家，“唐宋八人人”之一。少小聪慧，十二岁作《六论》，一蹴而就，言简意赅，风格雄浑，获得欧阳修的赞赏，此后名闻四方。青年时，多次外游，和王安石友善，常有诗文往来，并将安石介绍给欧阳修。嘉佑二年（1057）中进士后，调任宁靖州司法参军。翌年，召回京师，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79）先后在齐、襄、洪、福、明、毫等州任知州，正直无私，颇有政声。元丰三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订婚。著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隆平集》三十卷。
曾巩的思惟属儒学系统，他赞许孔孟的哲学概念，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不偏不倚”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熟悉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否决兼并政策，主张成长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处所官时，老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吃力，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因为他思惟有必然局限性，是以，对王安石变法有些见解分歧。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然则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透露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弗成纷歧”（《战国策目录序》）的概念。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建造需要的改造。内行动上，他可以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身立命。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慢北宋诗文刷新活动的积极列入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概念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世界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起事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多半是“明道”之作，文风以“高古、平允、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理会微言，说明疑义，卓然自立，剖析辨难，不露圭角。《唐论》就是个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说话婉曲流通，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贴题而又生动。有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合情合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在朝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奥，说话简练凝炼，构造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入理，风格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扫砥砺堆砌之风，专趋平易天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罕见，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酒徒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曾巩也擅长写诗，有四百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脱，无不寄义深刻，妙趣横生。五古《追租》，描画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爽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品格。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春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六合有清霜。”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险恶势力，形象真切，寄意深刻，另具匠心。曾巩的诗作，格调超脱，字句清爽，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重。后人有曾巩能文不克诗之说，其实不是不公平的。
曾巩平生整顿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由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镜考源流”。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两万多册；收集篆刻五百卷，名为《 金石录》。
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说他的文章“一落纸，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世界，学士医生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状》，见《元丰类稿》卷末）
曾巩培育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宋元学案》云：“陈无己（师道）勤学吃力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义意加备，无己大服”
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足见曾巩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北宋卓越的政治家、思惟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仕宦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平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念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处所仕宦。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履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文。
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熟悉。在他进入仕途处所仕宦时，可以关心民生疾吃力，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肩负。因为较长时期接触认识社会实际，“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抑帛大权要田主的兼并和特权，履行富国强兵政策。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时代，取得神宗的支撑，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履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因为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权要大田主集体的果断否决，神宗后来也摇动、妥协，刷新派内部又发生裂痕等，新法终被悉数废止。安石变法，固然归根结底是为增强皇权，巩固封建田主统治地位，但在其时对生产力的成长和富国强兵，确曾起了鞭策的感化，也在必然水平上减轻了人民的肩负，在汗青上有其提高的意义。伟..导师列宁称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造家”（《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页）。
为了给变法确立理论凭据并还击守旧派，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尚变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进化概念驳斥了守旧派的“道弗成变”的形而上学论调。同时又果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认为“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司马温公传家集．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在变法过程中，他更设置专局，使子芳及门人修撰《诗》、《书》、《周官》三经新义，对新政从理论上加以注释与分析，并经由当局力量作为学校诵习的定本，被称为“新学”，直接或间接为履行新法办事。上述这些思惟，具有必然的提高意义。
安石不光是一位有名的政治家和思惟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本身的政治幻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运动亲切地关联起来，强调文学的感化首先在于为社会办事。他否决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罢了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概念视为文学创作的基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粘稠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师长歌曲》等。
安石为“唐宋八人人”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多半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看法与主张，为变法刷新办事。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概念光鲜，剖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厘革的一篇代表作，凭据对北宋王朝表里交困形势的深入剖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示意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提高思惟。《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论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宁靖无事的情形与原因的同时，尖利地提醒了其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盼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起头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求全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施展了作者刚毅武断和对峙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岂论长篇照样短制，构造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辟，说话朴实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归纳性与逻辑力量。这时鞭策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刷新活动的功效起了积极的感化。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灸生齿，《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情绪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颖觉。他还有一部门山水纪行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练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连系得慎密天然，既使抽象的事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惟深度，显得结构天真并又弯曲多变。
安石的诗歌，大略能够罢相（1076年摆布）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气势上有较显着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光鲜，涉及很多重大而尖利的社会，问题注重到基层人民的疼痛，替他们发出了不屈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醒了宋代国力的积弱或内政的靡烂，指出了大田主、大商人兼并地盘对于国度和人民的风险，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其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凉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反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轨制，要求升引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景象和人民的欢欣；《商鞅》、《贾生》等，经由对汗青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本身的新的看法和提高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酣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对照狭小，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示意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师长壁》等诗，视察仔细，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爽，示意了对大天然美的赞扬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固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布满着感情和雄厚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难免失于过多的镌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世界”（《艇斋诗话》）。他的诗对现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经由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荣华兢逐”的陈旧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景致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迈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精巧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卓越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刷新活动，在他手里获得了有力鞭策，对清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进献。然则，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感化往往估量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经常示意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贫乏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艰涩干涸。这些都是他在艺术观和创作上的局限。
王安石变法
北宋，仁宗做了四十年皇帝，固然也用过像范仲淹、包拯等一些正派的大臣，然则并没有改造的决心，国度越来越懦弱下去。他没有儿子，身后由一个皇族后辈做他的继续人，这就是宋英宗。英宗即位四年，就患病死了。太子赵顼（音xu）即位，这就是宋神宗。
宋神宗即位的时候才二十岁，是个对照有作为的青年。他看到国度的不景气情形，有心改造一番，可是他四周的人，都是仁宗时期的老臣，就是像富弼如许支撑过新政的人，也变得没精打彩了。宋神宗想，要改造近况，必然得找个得力的助手。
宋神宗即位前，身边有个官员叫韩维，经常在神宗眼前谈一些很好的看法。神宗赞美他，他说：“这些定见都是我同伙王安石说的。”宋神宗固然没见过王安石，然则对王安石已经有了一个好印象。如今他想找助手，天然想到了王安石，就下了一道号令，把正在江宁仕进的王安石调到国都来。
王安石是宋朝有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抚川临川（今江西抚州西）人。他年青年头时候，文章写得十分超卓，获得欧阳修的赞赏。王安石二十岁中进士，就做了几任处所官。他在鄞县（今浙江鄞县，鄞音yin）当县官的时候，正逢到那边灾情严重，公民生活好不容易。王安石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治理得井井有条。每逢青黄不接的季候，穷汉的口粮接不上，他就打开官仓，把粮食借给农民，到秋收今后，要他们加上官定的利息了偿。如许做，农民能够不再受大田主豪强的厚利盘剥，日子对照好过一些。
王安石做了二十年处所官，名声越来越大。后来，宋仁宗调他到国都当治理财务的官，他一到国都，就向仁宗上了一份万言书，提出他对改造财务的主张。宋仁宗方才取销范仲淹的新政，一听到要改造就头疼，把王安石的奏章搁在一边。王安石知道朝廷没有改造的决心，跟一些大臣又合不来，他就趁母亲作古的时机，告退回家。
这一回，他接到宋神宗召见的号令，又据说神宗正在物色人才，就高愉快兴应召上京。
王安石一到国都，宋神宗就叫他零丁进宫讲话。神宗一晤面就问他说：“你看要治理国度，该从哪儿着手？”王安石自在不迫地回覆说：“先从改造旧的法度，竖立新的法制起头。”
宋神宗要他归去写个具体的改造定见。王安石回家今后，当天晚上就写了一份定见书，第二天送给神宗。宋神宗认为王安石提出的定见都合他的心意，越加信任王安石。公元1069年，宋神宗把王安石提拔为副宰相。那时候，朝廷里名义上有四名宰相，病的病了，老的老了，有的固然不病不老，然则一听见改造就叫吃力连天。王安石知道，跟这批人一路办不了大事，经由宋神宗核准，任用了一批年青年头的官员，而且设立了一个专门制订新法的机构，把变法的权抓了来。如许一来，他就摊开手脚进行改造了。
王安石变法的首要内容是：
一、青苗法。这个法子是他在鄞县试用过的，如今拿来推广到全国实行。
二、农田水利法。当局鼓励处所兴修水利，开垦荒地。
三、免役法。官府的各类差役，民户不再本身服役，改为由宫府雇人服役。民户按贫富品级，交纳免役钱，本来不服役的权要、田主也要交钱。如许既增加了宫府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肩负。
四、方田均税法。为了防止大田主兼并地盘，隐瞒田产生齿，由当局测量地盘，核实地盘数量，按地盘几多、肥瘠收税。
五、保甲法。当局把农民按住户组织起来，每十家是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里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抽一个当保丁，农闲练兵，战时编入戎行接触。
王安石的变法对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增加国度收入，起了积极的感化。然则，也触犯了大田主的好处，遭到很多朝臣的否决。
有一次，宋神宗把王安石找去，问他说：“皮相人都在议论，说我们不怕天变，不听人们的舆论，不守祖宗的礼貌，你看怎么办？”王安石坦然回覆说：“陛下卖力处理政事，这就可说是防止天变了。陛下征询下面的定见，这就是照看到舆论了；再说，人们的话也有错误的，只要我们做的合乎事理，又何须怕人议论。至于祖宗老例子，正本就不是固定不变的。”
王安石对峙三不怕，然则宋神宗并不像他那么果断，听到否决的人不少，就摇动起来。
公元1074年，河北闹了一次大旱灾，连续十个月没下雨，农民断了粮食，四处逃荒。宋神宗正为这个发愁，有一个官员乘隙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宋神宗，说旱灾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要求神宗把王安石罢免。
宋神宗看了这幅流民图，只是浩叹短叹，晚上睡不着觉，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在神宗眼前哭哭啼啼，诉说世界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神宗住手新法。
王安石眼看新法没法实行下去，生气得上书告退。宋神宗也只好让王安石临时脱离东京，到江宁府去休养。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国都当宰相。刚过了几个月，天空上显现了彗星。这正本是正常的天然现象，然则在其时却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宋神宗又慌了，要大臣对朝政提定见。一些保守派又乘隙冲击新法。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要宋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但宋神宗照样犹疑不定。
王安石没法子持续贯彻本身的主张。到第三年（公元1076年，春天，再一次辞去宰相地位，回江宁府去了。
到宋神宗逝世今后，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把握了政权，取销了新法，王安石变法以失败了结。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古文八人人之一。字永叔，号酒徒，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四岁失怙，家景贫寒，母亲以荻杆画地教他识字。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先后在中央和处所任职，历任知制诰、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但多次被贬，又多次升引。神宗熙宁四年（1071），以太子少师的成分告退，归于颖州（今安徽阜阳）。次年卒，谥文忠。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刷新活动的首脑。他继续了中唐古文活动的传统，并接收了北宋初期诗文刷新的功效，把诗文刷新活动推向了热潮。他一方面强调道对文的决意感化，又不轻蔑文，把文章与“百事”关联，反映实际。这种理论散见于《答吴充秀才书》、《送徐吴党南归序》、《与张秀才第二书》等中。他还用本身诗、赋、文各方面的艺术创作，为诗文刷新供应了精巧的范例。苏轼谈论他的作品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李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宋史·欧阳修传》）
欧阳修平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功效斐然。他的政论文充裕施展了儒家思惟中留意国计民生的精良成分，为政治斗争办事，如《与高司谏书》、《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等。他状物写景及叙事的散文摇曳生姿，自在委婉。《释秘演诗集序》、《酒徒亭记》、《泷冈阡表》等是这方面的佳作。欧阳修的赋也极具特色。他的《秋声赋》，接纳散词句法，把秋夜写得生动可感，且变唐以来赋的“律体”为“散体”，在赋的成长上，有主要意义。欧阳修又是个博通古今的大学者。他与宋祁（998～1O63）一路重编《唐书》，还自著《五代史》，后人称之《新唐书》和《新五代史》。欧阳修继续韩愈“文从字顺”的传统，但避免了韩愈尚奇好异的作风，散文内容充实，迂徐流通；叙事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章法弯曲转变而又细密，语句轻快圆融而不滞涩。这种平实的散文气势在其时起了示范感化。
欧阳修的诗成就不若散文，但也分歧凡响。在撒布下来的800多首诗中，多数是宦海应酬、亲朋赠答之类。但一些作品反映了人民疼痛生活，揭露了社会阴郁，如《食糟民》、《边户》等。此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再和明妃曲》，斥责统治者的昏庸误国，对妇女的不幸透露同情。他还有一些诗，以清丽俊美之笔，或咏物写景，或述怀言志，如《画眉鸟》、《戏答元珍》、《晚泊岳阳》等，都给人平实亲切之感。欧阳修的诗也是进修韩愈的，也写过一些奇崛险怪的诗，如《凌溪大石》等。但他首要进修韩愈诗歌散文化、议论化的特点，以清爽天然、平易流通纠险涩砥砺之弊，对清除西昆派的浮艳文风，有精巧感化。不外，一些诗散文化、议论化倾向较显着，意境略差。
欧阳修也是北宋有名词家之一。欧词收在《六一词》和《酒徒琴趣外编》中的有200多首，大部门描写恋爱。与他在散文和诗中示意出肃肃的儒者面容分歧，他的词情意缱绻，风流深婉，如［踏莎行］上阙最后两句“离愁渐远渐无限，迢迢络续如春水”，缱绻清丽，竭诚动听。欧词中还有直抒小我理想的作品，多作于后期。他题咏颖州西湖的10首［采桑子］，示意了肚量豪逸的潇洒情怀和自我快慰的情绪。［圣无忧］“世路风浪险”等也不满是消极的呻吟。欧阳修的一些词，向清疏峻洁的偏向成长，一洗晚唐、五代的绮靡习气和富贵气氛。这解说作者已起头冲破词的传统题材和示意手法，与诗文刷新活动遥相呼应，对苏轼豪迈派词人和秦观等婉约派词家均有必然影响。冯煦说他“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归纳了欧阳修在宋词成长中的地位。
欧阳修在诗歌理论上也颇有成就。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了“诗穷尔后工”的论点，揭示了生活和创作的亲切关系，在文艺理论上有较遍及的意义。他的《六一诗话》，以漫笔座谈的形式论诗，开诗话、词话之先河。
欧阳修的著述，今存《欧阳文忠公全集》、《欧阳文忠公集》。
宋学开创者欧阳修
欧阳修平生，尽管履历坎坷，但他始终把勤于政事和嗜好念书，慎密相联，相辅相成地取得多方面的成就。在他从政的四十二年间，粉事卖力，从不怠懈；治学严谨，对于钻研经史，著书立论，创作诗词，散文，虽有时日理万机，有时困于贬谪，却从未弃置和中止过。并且平常的一点休闲时间也用来钻研和阅读，所以，文坛上有他的“三上”故事的美谈撒布。
欧阳修在政治上是位刷新派，他发支和向导的古文活动，是和他在政治上的刷新主张呼应的。他是宋代学术思惟上首开风气的衙要人物，是后世称为“宋学”的开创者之一，是唐宋文学八人人之一，苏洵，苏轼，苏辙，曾巩，五安石五家都获得他的扶掖，获得他的赏误识荐举。他既是散文家，诗人，词人，又是史学家，经学家，目录学家，金石学家。而散文的成就尤为凸起。总之，在我国汗青上，他是个有我方面创获和进献的卓越的汗青人物。
欧阳修的学识，文章，人品，素为人们所师法与钦慕，故有“欧庐陵道德文章”之评。前人和今人对他有不少谈论。和他同代人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写道”如公器质之深挚，智识之高远，而辅以学术之精微，故形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辉煌。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戎雄辞宏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腾。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南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欧阳修平生著作雄厚。他与宋祁合修《新唐书》。独撰《新五代史》。他平生的著作，南宋绍熙，庆元年间由丞相周必大和孙谦益，胡柯，罗泌等编定为《欧阳修忠公文集》一进五十三卷，约进万言。
还有，值得一题的是，欧阳修固然是从小就一向身居外埠，但因爱到慈母陶冶，对故里也十分眷恋，怀着深挚的乡土之情。他的《寄题沙溪宝锡院》一诗可见一斑：
为爱江西物物佳。作诗常向北人夸。
青林霜日换枫叶，白水秋风吹稻花。
酿酒烹鸡留醉客，鸣鸡织苎偏山家。
野僧独得无生乐，终日焚香坐结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