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俟堂专文杂集》影印的鲁迅手迹
《志摩的诗》扉页上的作者手迹
吴梅赠予王季烈的《曲品》
《江左三人人诗钞》末页题跋
《自青榭酬唱集》扉页签赠笔迹
《韩昌黎师长全集》中的批注
【光亮书话】
得之不易失之易，物无尽藏亦此理。但愿得者如我辈，即非我有益可喜。
——清人许益斋藏书印中语
光亮日报社的图书资料室，有藏书约九万册，个中的线装古籍大约有一万册。这些线装古籍，个中大体虽然是雕版刻印的传统意义上的古籍，但也有相当数量（约占总量30%）的书籍，为民国甚至新中国成立后，陆续至上世纪六七十年月，旧版再印、影印或许新排铅印的线装书籍。不外以今天的目光来看，这些书籍也应该算是古籍，因为“中国大陆50年月后期所竖立的藏书楼，收藏的古籍大多是影印、铅印、石印或清代同治、光绪今后的刻本”。专业的藏书楼收藏古籍尚且如斯，可见古籍的界说及局限，也是因时代前提的转变而有所转变的。
据初步认识，在几家新闻单元单子中，人民日报社藏书楼藏有6000多册线装古籍，个中清代刻本2000多册。新华社藏书楼尚无具体的古籍目录，也不具备收藏大量古籍的根蒂，但有少量民国时期线装古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藏书楼，则没有古籍收藏。以常识分子为首要读者对象的光亮日报固然整体规模远远小于上述三家新闻单元单子，不外在古籍收藏如许一个侧面，则示意出与其特色相符的必然水平的优势。
光亮日报社所藏古籍，并非是按某种系统统一搜求购置的，其首要起原为同仁前辈救助，也有部门汗青留存。若是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门类，这些古籍有一个显着特点：集部图书对照多；史部图书固然单部体量较大，但种类较少；经部图书则只有零星的几部。这个特点，其实也是时代风气的见证。
清末有名藏书家叶德辉对于图书的购置，认为应该“置书先经部，次史部，次丛书。经先《十三经》，史先《二十四史》，丛书先起种类多、校刻精者。初置书时岂能四部完整，于此下手，方不至误入邪路”。这种概念能够说是传统藏书观点的代表，然则到了民国初年，因为科举取销，经部图书不再为人所重，所谓的置书正路观点有了极大改变。“因民初学者，留意新书，厌见古籍，情愿以《皇清经解》正续两编，换取《布衣政治》上下二册也。”再后来，因为白话文日渐普及，求获古籍以作研究者逐渐增多。此时，集部图书因为种类多而卷帙少，且易翻检，很受购书者迎接。报社的同仁前辈，因职业关系，所注重的首推文章辞藻，学术研究次之，购置图书也是依循如许的设法，所今后来救助，天然集部图书较多。
兹将光亮日报社所藏古籍，略举几种有特色者简述如下。
可称“善本”的书
什么样的书算是善本书，历来并无必然、量化的尺度，历代藏书家也提出过分歧的界说和概念，但老是从书籍文物性的方面来考量多些。跟着年月的推移，古籍传世日稀，清代顺、康、雍、乾年间的刻印本，已可遇弗成求。早在30年前，就有学者提出，应将善本书时代下限规定在清代乾隆末年（1795年以前）。时至今日，基于光亮日报社的藏书规模，选定所谓善本书，尺度比一样藏书楼生怕还应更宽泛一些。
《江左三人人诗钞》六册，清刻本，11行21字，小字双行，白口，周围单边，单黑鱼尾。明末清初诗坛，成就最大的诗人当属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三人。因为三人籍贯在清初都属于江南省，江南汗青上有江左之称，故三家并称为江左三人人。康熙七年，顾有孝、赵澐选编三人诗作，辑成《江左三人人诗钞》。报社所藏的这部书，并非初刻本，当是后来翻刻。此三人都因先仕明后降清，而被编入《贰臣传》乙编，其作品在乾隆中后期成为禁书。尤其是钱谦益，被乾隆评作“有才无形之人”，其作品禁毁最严。是以，这部书的刊刻应在乾隆中期之前。
此书每封爵面均钤盖“阳湖杨守彝字佩瑗号则斋”朱文印，最末一册题字“同治乙丑购得于绍兴郡城，价千钱”。钤盖“葆彝”白文印和“佩瑗”朱文印。可知此书在其时价钱不菲。曾经的主人杨葆彝念书时还批注过，好比吴伟业《海户曲》一诗下，有原注“南海子周环一百六十里，有海户千人”。杨氏又注“在永定门外二十里，亦名南苑”。由此可知，诗中吟咏之地，现在恰是北京大兴区的南海子郊外公园。
《列朝诗集小传》五册，旧手本。明末清初的文坛，名声最著、故事最多、争议最盛的人物，非钱谦益莫属。钱氏以文学冠东南，不光为东林魁率，更有编纂明史的自愿。他迎娶柳如是为次妻后，筑绛云楼栖身，楼中所藏古籍极多。可惜绛云楼后来失火，典籍史稿付之一炬。后来钱谦益撰《列朝诗集》，集中所选作家皆有小传，论述人物生平兼评诗作，颇具卓见，也算了偿了著史的自愿。所以此书颇为人所重。如前所述，钱氏著作乾隆后遭到严禁，故多手本。此本笔迹精彩，触手如新，有较高的艺术价格。
《韩昌黎师长全集》两函二十四册，陈仁锡评阅，明刻本，9行20字，小字双行，白口，周围单边，单黑鱼尾。此书笺题白松堂本，国度藏书楼亦有著录，版本特征沟通，但形态为4册，似乎有误，如斯卷帙装成4册，怎能翻阅？此书遍钤朱印，前后计有：守忠之印（白文）、信初（白文）、樊氏信初（朱文）、省心草堂藏书（朱文）、继起（连珠白朱相间）、砚公（朱文）、尧云印（朱文）、余事作诗人（白文）等。此书的诗集部门，批注满纸，其“古诗”一章下注“道光二十四年重阳后一日阅毕诗十卷，批注从顾本（穆刻）抄补。尧云钱继起识于萍梦馆”。在明末，评阅韩愈文集的书，有两家最有名，一是陈仁锡评阅本，一是顾锡畴评阅本。由印章及此注可知，此书也许经由樊信初与钱继起两人收藏，而钱氏也许特爱韩愈的诗作，得此陈仁锡评阅本，又找来顾锡畴评阅本，将顾的谈论都抄了上去，合两家阅评为一，如许大约也算圆了他的一个“萍梦”吧。
惹人饮茶联想的签赠钤印本
这部门书都为民国之后的线装书，不为传统藏书家所正视，但个中涉及的人物故事，也颇有意思，有些书也极为珍贵。
《文学论文索引、续编、三编》三册，中华藏书楼协会付梓线装本，离别出书于1932年、1933年和1936年。此三册书封面皆钤“世襄所藏”朱文小印。王世襄师长死后，一切旧藏如家具、古琴、佛像、竹刻甚至鸽哨，都为收藏市场热捧，其善本藏书也已数次拍卖，皆得善价。在方才竣事的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白叟常日所用图书4000册（多数无名款钤印），以310万元的价钱成交。则此三册书，若是流向市场，也必为人追捧。
《曲品 附传奇品》一册，北京大学出书部付梓线装本，出书于1918年。此书为民国时期戏曲理论家、教育家吴梅的作品，封面题字“己未春日瞿安赠”，下钤白文小印“螾一庐”。吴梅字瞿安，1917年之后曾执教北大，1918年出书此书后，1919年即岁次己未。初见此册，认为当是作者吴梅的签赠本，但后来对照吴梅手迹，与封面之字不同较大。民国时期，北方尚有一位有名的昆曲研究者王季烈，号螾庐，曾写过《螾庐曲谈》。查1946年申报12版可见一则声明：“不才原存中兴汽船公司股票印鉴为圆形阳文螾一庐牙章一颗，现已遗失，声明作废。王螾庐启。”凭据这条线索，可知王季烈除了螾庐之号，早年亦号螾一庐。猜想此书应为吴梅赠予王季烈，王季烈在封面注出了持赠者的名字，且封面笔迹也与王季烈笔迹相似。
《志摩的诗》一册，民国付梓线装本。徐志摩生前本身编过三本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和《猛虎集》，《志摩的诗》为他的第一本诗集。此书用宣纸印，竖排右翻，周围双边，没有鱼尾，铅字为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字体，196页，当为第一版。此册扉页有徐志摩亲笔手题“俚作一卷呈静生师长。志摩三月十五北京”。静生师长，或为范静生，民国有名教育家，曾于1912年、1916年和1920年三度出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在徐志摩致陆小曼的信中，也说起过范静生。第一版诗集本已十分稀见，此册兼有作者签赠，其珍贵何须赘言。
《自青榭酬唱集》一册，民国付梓线装本。此书作者卓定谋，字君庸，福建闽县人，早年留学..高档商科，归国后任中国实业银行司理等职，后任北大传授，解说书法并设章草讲座，死力倡导答复章草。他的斋室“自青榭”择北京西山东麓，其时知名诗人陈衍、郑孝胥、陈宝琛、樊增祥、傅增湘等皆为座上客，《自青榭唱酬集》就是这些人往来唱和的诗集。此册扉页题字“舍我道兄 定谋奉赠”，恰是尺度的卓氏章草字体，钤“自青榭”朱文印。据报社前辈回忆文章可知，北京解放后，民盟倡议开办一家日报，其时当局遂将充公的旧北平..资产划拨给民盟，才成立了光亮日报。而..的开办人，恰是中国近代有名报人成舍我。此书虽小小一册，恰恰是光亮日报开办过程的一个汗青见证物。
未可轻蔑的新印本
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曾以覆刻、影印等形式，从新出书过不少古籍善本图书。这些书往往底本选择优良，精工胜于前代，很具备艺术代表性，且其前言解说，往往极有学术资料价格，是以虽年月较近，尚易获得，也未可轻蔑。
《影印金圣叹批改贯华堂原本水浒传》二十四册，民国线装影印本。此书为刘半农1934年影印出书的。他在前言中提到，像《水浒传》如许的通俗小说，畅通广版本多，然则初印善本却极犯难得（光亮日报社亦藏有清刻本《水浒传》，刊印极粗率）。刘半农搜求廿载，才从其时琉璃厂松筠阁书店购得这部初刻善本，遂以原样缩小影印出书。同时在搜求此书的傅斯年听到这个新闻曾大为焦急，还找到松筠阁书店责问，为何不将此书卖给本身。从这些前言中的内容，可知两位有名学者对这部书的痴情。琉璃厂东街的松筠阁后来成为北京市中国书店的一家门市，但十数年前已改卖书画商品了。
《元刊杂剧三十种》三册，珂罗版影印本。此书为商务印书馆1958年影印的古本戏曲丛刊四集中第一种，影印了郑振铎师长硬笔手写的前言，笔迹颇为潦草，涂改也多。读到后背赵万里师长撰写的解说，才知道前言是郑振铎师长飞机失事遇难前一世界午写就的，为其平生写作生涯中最后一篇遗作，所以影印认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师长倡议影印了大量珍稀的戏曲古本，现在回看，汗青上一代代人物固然故去，但因其传承起劲，文化之曲却始终不曾终了。
《俟堂专文杂集》一册，影印本。此书为文物出书社1960年据鲁迅博物馆所收鲁迅旧藏的砖文拓片，影印出书。鲁迅早年颇属意金石文字之学，他设计的几种书刊封面，如《桃色的云》《国粹季刊》等，装饰斑纹都是从汉碑上描摹下来的。此书目录亦为影印大师长的手迹，末有后记一段：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克意蒐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打本少许罢了。迁徙今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山寨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认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
鲁迅虽为新文化活动中的旗头人物，此跋却用文言写就。其时周氏兄弟失和，大师长被迫迁出八道湾移居砖塔胡同，所以文中有寇劫、山寨、燹余如许的词语，形容家庭祸变。而署款宴之敖者，按照汉字的写法，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意思即被家里..女人赶出来。此文虽收入《鲁迅全集》，但影印在此，尤见其时的辛酸。
光亮日报社所藏的线装古籍，尚未完整整顿过，文中所举不免如坐井观天。这些线装古籍，其价格虽然珍贵，但也欠妥以骨董玩物视之。它们是报社同仁知书爱书的施展，也能够说是为光亮日报可以有其特色作了一个小小的注脚。进展一代一代的光亮日报人珍爱书籍，亲近书籍，这或许是诸多前辈将其捐募出来的最初目的吧。
谨以此述，纪念光亮日报社成立70周年。
注：崔建英《关于中国古籍善本的局限、版本判定和目录组织》；清代阮元汇集历代儒家经学讲解而编纂成的一部经学丛书；周跃然《书书书》。
（本报记者 殷燕召）
作者：殷燕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