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古时期的苗民“制刑”（立法），到黄帝灭其族而用其刑，再到周公旦的礼乐政刑综合为治，能够说这是古代中国以管仲、商鞅、韩非为首的法家提出“以法治国”的“前传”时期。
汉初，鉴于“一统六合”的大秦帝国“二世而亡”，汉武帝履行“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之策。汉今后其德主刑辅的思惟影响颇久。
然则，也发生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德主并没有揭示所“主”为何物，而“刑辅”也没有显露刑的感化。为了战胜不足之处，至唐初，又确立了“德礼为本，科罚为用”、本用连系的国度治理之策。
这能够说是起头了古代中国“以法治国”的“后传”时期。
由汉至唐，有关德主刑辅综合治国的论者不停如缕。
《汉书・苛吏传》颜师古注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格，至也。谓御以政刑，则人思苟免，不耻于恶;化以德礼，则下知愧辱，而至于治也。”
《晋书・四夷传记》曰:“经国者，德礼也;济世者，刑法也。二者或差，则纲维失绪。”
记载唐太宗时期君臣论政的《贞观政要》中说:“道之以礼，务厚其性而明其情。民相爱，则无相危险之意;动思义，则无畜奸邪之心。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及教化之所致也，圣人甚尊德礼而卑科罚。”
“盖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者，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后世之为治者，德礼有愧，教化不先，非惟徳礼不克使民有耻且格，而政刑亦不克使民免而无耻矣，甚而至于罪丽于十恶尚忍言之哉。”
高宗时期制订的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唐律疏议》开宗名义在“名例”篇中公布:“德礼为政教之本，科罚为政教之用。”这是汉以来德主刑辅的重大成长。
太宗曾明确透露“失礼之禁，著在刑书”，从而使礼典的根基规范司法化。
礼典入律，礼制连系，不光示意在司法条则傍边，也示意为司法实践中“于礼认为收支”。
“德礼为政教之本”比起纯真的“德主”，凸起显露了德礼在政教中的本体地位。
“科罚为政教之用”，比起纯真的“刑辅”，更领略晓示了科罚在政教中的感化。
唐律还将德礼、科罚的本用互补关系比方为天然现象的“昏晓阳秋”那样亲切关联、永恒不变，所谓“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昏晓阳秋”“相须而成”，意指“德”与“刑”的关系，如同昏（黄昏）晓（破晓）相需而成一日夜，春阳（春天）秋阳（秋天）相需而成一岁一般，互相依存，互相合营。
于是，唐代完成了德礼为本、科罚为用的国度治理方案的设计，并一向陆续至晚清。
宋时，被理学家朱熹赞美为“无书不读”、“无物不格”的陈淳，对德礼政刑综合治理的价格作了充裕的论证。
他说:“政者，为治之具，若法制禁令凡听断约束之类是也。刑者，辅治之法，若墨劓官大辟鞭扑之类是也。以政先示之，..有所振厉而敛戢矣。其或未能一于从吾政者，则用刑以齐一之，俾强梗者不得以贼善良，而奸慝者不得以败伦理。”“若专务德礼，而不消政刑，则徒善不足认为政;专用政刑，而不务德札，则又徒法不克以自行。”
朱熹对此也有所论证，说:“谓政刑但使之远罪罢了。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礼弗成。圣工资世界何曾废刑政来?”“弗成专恃刑政，然有德礼而无刑政又做不得。”
“圣人亦不曾徒用政刑。到徳礼既行，世界既治，亦不曾不消政刑。故书说刑期于无刑，只是故意期于无，而刑初非可废。”
“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始终。虽弗成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罢了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弗成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
明太祖开国之初以“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实行重典治吏。这固然收到了一时的结果，却并未能杜绝犯罪，乃至他发出“吾欲除贪官蠹役，却若何朝杀而暮犯”的感伤。
洪武三十年(1397年)《大明律》修成后，明太祖总结三十年的统治经验，得出“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使“凶猛之治，宽仁之诏，相辅而行”的事理，强谓“礼乐者，治平之膏梁;刑政者，救弊之药石”，唯有“以德化世界”＂兼“＂明刑制具以齐之”，才能使国度实现长治久安。
明人丘浚说:“有政刑而无德礼是谓徒法，有德礼而无政刑是谓徒善，为政之道，于斯四者诚弗成以缺一者也。”
直到近代，沈家本也认为:“以德礼是制治之原，不着重乎法，然亦不克废法而不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