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是如何防治洪水的？古代也有水文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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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雨季，各地总有一些区域会受到强雨的袭击，造成洪流灾祸。其实，在人类生活的历程中，洪泛灾祸从来就是人类最常面临的大天然之凶敌。那么，我们的祖先是若何防治洪流的呢?

古代也有水文站

据史料剖析，我国古代从大禹时起就起头正视对水文状况的观测和剖析。而跟着社会的成长，历代各朝更是留意在各河流要处建站监测水文。有着“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之称的“白鹤梁”，就是我国古水文站的一处罕世遗迹。

白鹤梁是重庆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自然石梁。因为白鹤梁的梁脊仅比长江常年最低水位凌驾2-3米，几乎常年没于水中，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较低时才部门露出水面，故前人常凭据白鹤梁露出水面的高度位置来确定长江的枯水水位。从唐代起，前人便在白鹤梁上以“刻石记事”的体式记录长江的枯水水位，并刻“石鱼”作为水文标记。

白鹤粱石鱼题刻留存最好，价格也很高。它记下了自公元764年后断续72个年份的枯水记录，共雕刻163则古代石刻题记。

白鹤梁是环球公认的世界最早期的“水文站”，见证着我国古代水文治理的汗青成就。

我国有长江、黄河、淮河、海河、辽河、珠江、松花江七洪水系，历代都很正视防汛抗洪和汛情传递工作。因为河流泛溢影响着水运、浇灌和生活用水，关系着人民的生命产业平安。固然古今防汛抗洪

弗成视同一律，然则古代照样有值得赞赏的做法。宜昌到重庆段就有枯水题刻群11处。在宋代

，吴江(今江苏省姑苏)上立有两座水则碑，建于1120年。水则碑分为“左水则碑”和“右水则碑”，左水则碑记录积年最高水位，右水则碑则记录一年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其时划定水位相当于一划，无论高田低田都不会受灾;跨越两划，极低境地受灾;跨越三划，低田受灾……跨越七划，极高的境地也会受灾。若是某年洪流位稀奇高，即于本则刻曰：某年水至此。该水则上刻写的最早年(经换算)为1194年。

由此可知，水则碑不光是观测水位所用的标尺，并且也是积年最高洪流位的原始记录。从水则碑我们可知宋代为统计汛期农田被淹面积，已竖立了水位观测轨制，这也是我国观测水位直接为农业生产办事的最早记载。

古代的防洪律例

我国古代各朝还制订过很多防洪律例，从轨制上保障防洪工作的顺利进行。个中，金朝泰和二年(1202年)，金章宗公布实施的《泰和律令》中的《河防令》，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防洪律例。

《河防令》的首要内容有：第一，明确规定了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汛起止刻日，将“六月初至八月终”定为“涨水月”，划定这时代沿河官员必需轮换“守涨”，不得有误。第二，划定朝廷每年都要派出官员“兼行户、工部进”，在汛期到来之前沿河搜检，督促沿河的州、府、县落实防汛规划办法，修理加固堤防。第三，划定河防紧要时，沿河州府和都水监、都巡河官等应配合商定抢险事宜。第四，奖功罚罪，沿河州、府、县官员防汛无论有功照样有罪，都要上报，由国度据情处理。

《河防令》的颁行，不只对其时金国占领下的黄河、海河等水系的防洪工作起过主要感化，并且对后世的河防也发生了积极的影响。金今后各朝代的防洪律例，多由《河防令》引申而来。

清代

顺治

十六年至

康熙

十六年间(1659～1677年)，苏北黄河、淮河、运河近年溃决，水灾严重。布衣身世的水利专家陈潢辅助河流总督靳辅治水，提出从上游根治黄河的主张，并发现了测定流速流量的“测水法”，对我国河流治理理论作出了显著进献。

然则，古代黄河仍常决口，覆没农田村庄。为防洪，便发生了“水报”。这是一种和“兵报”同样紧要的加急快报。这种汛情传递其紧要水平往往比兵报更危机。在古代，黄河堤岸备有报汛的“塘马”。当上游区域降暴雨河水陡涨时，封疆大吏遂将水警书于黄绢遣人急送粗俗，快马迅驰，通知加固堤防、疏散生齿。这种水报属接力式，站站相传，沿河县份皆备良马，常备视力佳者登高观测，一俟水报马到，即通知马夫策应，逐县传到开封为止。其时有的一日夜迅奔500里，竟比洪流还要快。其时朝廷还划定，传水报的马在危机时踩死人能够不消偿命。对此，人们家喻户晓，一见背黄包、插红旗跨马迅速者，多半会自发避让。

古代，申报水警还有一种奇特的“羊报”。所谓“羊报”，就是报汛水卒。据载，黄河上游甘肃皋兰县城西，清代设有水位观测标记，一根竖立中流的铁柱上凭据汗青上洪流水位情形刻有一道痕，如水位超刻痕一寸，预示粗俗某段水位起码水涨一丈。当测得险情时，“羊报”便敏捷带着干粮和“水签”(警汛)，坐上羊舟用绳索把本身固定好，随流漂下，沿水路每隔一段就扔掷水签通知。

粗俗各段的防汛守卒于缓流处策应，凭据水签供应的水险水平，敏捷做好抗洪、抢险、救灾等各项预备。“羊舟”也很奇特，它用大羊剖腹剜去内脏，晒干缝合，浸以青麻油，使之密不透水，充气后可浮水面不下沉，颇似皮筏。“羊报”执行的是一种十分危险而主要的义务。古代的“羊报”被急救上岸后，有的因在河中扑腾多天，早已饿死、撞死或灭顶，幸存者可谓九死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