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苏东坡的仇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只分属两个政治堡垒，并且彼此之间还有扳缠不清的私人恩仇。
苏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石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
当然，更主要的是苏东坡本人的政治观点与王安石的新法各走各路，他的学术思惟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弗成能违心地对旭日东升的新政静默不言，他势需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需要与新党党首王安石发生辩说。
嘉祐六年（1061年），二十六岁的苏东坡列入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苏东坡在制策中周全地提出了本身对朝政的见解，很多概念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截然相反。众考官都赏识苏东坡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斥责苏东坡之文“全类战国文章”。王安石随后还在任苏东坡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露了他本人对苏东坡的不满之意。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作古，朝中大臣纷纷前去怀念，苏洵独不前去。苏洵还写了《辨奸论》暗刺王安石卖弄反常、不近情面的举动，并预言他必将祸害世界。七年今后，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巨猾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世界苍生者必是人也！”吕诲的话与《辨奸论》千篇一律，可见苏洵事实上是代表旧党发出了冲击王安石的第一声。苏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认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甚分。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然则苏东坡对王安石好为狂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王安石则把苏东坡视为隐然的劲敌，必欲把他遣散出朝廷尔后快。熙宁二年（1069年），苏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欠妥轻改，神宗非常正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苏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却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苏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汗青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苏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苏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苏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覆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三年前苏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予赙金不受，却行使运丧的官船销售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苏东坡虽有才略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弗成大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