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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文:惟有先锋精神,才能令传统与经典起死回生

2019-11-11 12:36暂无阅读:843评论:0

文 | 李修文

毋庸讳言,我们这一代写作者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受到先锋文学的影响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我以为,无论是作为方法还是精神,先锋文学都极大地改造了许多后来者的质地和肌理,它强烈而清晰地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样貌,给中国文学注入了现代性。在我狭隘的认识里,如此强有力的注射,单就文体的革新而言,无论有意或无意,它都回应了鲁迅先生改造中国旧小说、将白话文小说送上顶峰之时的一己之力。

但是,自我开始写作,就一直面临着一个困惑,即,我们的写作,似乎总是无法与我们置身的时代、我们所遭逢的人事和际遇互相印证;我们的叙事里,也似乎总是无法有效地获得一个时代内部的人格力量;我们看似在通往现代性的历程中一路狂奔,但是,出自历史的负担,我们这片土地上的现代性尤其暧昧、丰富和复杂,在缺乏了总体视野的情形之下,我们所秉持的写作方式是否反而助长了文本与现实的割裂?或者说,我们所受的文学训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融入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它们是否反而模糊了真正的生活和心智,进而对我们作品中的人物造成了一种美学上的强制和阉割呢?

由此,我一度非常迷恋中国古典文学和戏曲资源中的说书人传统,但是很快,我也感受到了不满足:古典文本的魅力之所以绵长,绝非是艳情轶事所致,也绝非是一点闲情和雅趣所致,而是因为它们见证了古典时代的离乱兴衰;今日里被我们所供奉的至宝,多半都是从当时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代表着冒犯与重新确立的产物——当林冲夜奔,一颗被碾压过的心在弥天大雪里狂跳;当西门庆去打仗一般占领和攫取女性,女性背后所躲藏的宗法和制度顿时化作了难以逾越的沟壑与高山,烈火烹油之气与破败无力之身双双扑面而来;又或在京剧《天女散花》中,梦境与现实互相交织,此身非身,彼心即是我心,这时候,无论我们与它们诞生的时代有多么遥远,我们也能够确信,它们所传达的气息与处境与我们是相同的,风雪山神庙和那座不得其门而入的城堡其实就是一回事,我以为,这就是现代性。

而在这些文本诞生之前,古典传统里,其实并没有多少作品去冒犯“有诗为证”的惯性,如此真切地将人之为人的处境送达到我们的眼前。很显然,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先锋,惟有先锋精神,才能令传统起死回生,才能使我们重新感受到中国文章的浩大势能在今日生活里的重新被激活。

这些年,我无数次地重新阅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除去获得了一种“无数的人们,无穷的远方,都和我有关”的强大心理暗示,最令我触目难忘的,就是那些清晰印证着我们自身面目的小说人物。

有一度,我迫使自己泥牛入海,找见工厂里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找见房产公司里的刘关张,我以为,找到他们,自己就回到了某种古老的源流和怀抱之中,那些独属于中国式的词汇,譬如恩德,譬如情义,譬如树倒猢狲散和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它们就能被我重新发现和验证。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并没有一个避风港在驻足不前等待着你去靠近,从某种程度上说,经由自己的总体视野,鲁迅先生通过精确的描述,已经将传统的中国人送上了通往现代性的道路上,尽管这个历程何其艰难。但是,在我们通向现代性的历程中,鲁迅先生的作品成为了我们出发的源头,所以,在各种穷途末路上,要遇见梁山伯祝英台和刘关张,更不要忘了,举目之处,皆是闰土和孔乙己,皆是涓生、子君和魏连殳,越过了这些人,我们就容易被那些闲情雅致所蛊惑,我们就容易与活生生的离乱兴衰失之交臂——这些文学谱系中新的出处和来历,不是由别人,恰恰是由一个真正的文学先锋鲁迅先生带来的。

鲁迅先生所提出的问题,越至今日,愈加成为问题,我们很难相信,一个真正具备先锋精神的人,会受到时代生活的胁迫和迷惑,我们更应该相信,写一个创始人也好,写一个董事长也罢,他们除了活在现在,还活在中国人通向现代性的艰难历程中,在他们的身上,依然折射出了我们行进至此的国民性。

今时今日,我们的生活陷入了空前的碎片化与同质化,这个观点已经成为几近陈词滥调的共识,然而与此同时,一座座新的神殿也在拔地而起,且越来越无法沟通:我们一边看到,在一种普遍被劳动、个人价值、成功学神话所异化的处境中,人人只好画地为牢,任由神圣、崇高、自豪一类的词汇既囚禁了自己,又远离了自己;另一边又看到,因为关于整个世界的信息都唾手可得,我们在文学中强调了无数个年代的个人价值其实正在变得无足轻重,一个人,一个地方,都在空前地取消线性,转而要求自身和世界的横向链接,因此,向内的“个人”坍塌了,我们跟随着幽默感、瑜伽、国学等新的神殿仓促奔跑,尽力奔向彼此,最终却成为了一个苍白的集体。

在今天,如何重新将这些早已破碎的处境凝聚起来?也许,我们需要的恰恰是一种历久弥新的先锋精神,这种精神敢于将自身的感受作为感知今日生活的最敏感神经,也敢于将自身体验当作一种文体本身来建立,一如阿烈谢克耶维奇所说:“当我行走在大街上,就意味着多少长篇小说消失在风中。”

以散文写作为例:一个不足一百年的文体概念,在几千年的文学传统面前,就真的那么确定无疑吗?当时代的境遇无比突出,压迫了散文的所谓“真实性”,这个“真实性”已经左支右绌之时,我们是否还要紧紧怀抱“真实性”的神话去强词夺理?如果我们将美学的真实视作叙事范畴里唯一的真实,那么,新闻意义的真实是否还能在美学呈现里具备某种天然的优越感呢?

尤瑟纳尔说:如果我对你撒过谎,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所谓假的,就是真的。同样,我们无法证明,在《天问》中,在《山鬼》中,屈原写下的哪一部分是事实,哪一部分是谎言,我们只好说,所谓假的,就是真的。

在我看来,因为各种文体的负担,今天,散文成了一件大事,在从前,我们通常认为,矗立在各种文体之间的那个地带构成了散文的主体性,在今天是否可以这样说——此时此刻,散文的主体性恰恰在于抢夺和侵占,抢夺小说,侵占戏剧,抢夺诗歌,侵占电影,才有可能真正构成今日散文的主体性?

也因此,我深深地怀念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写作,以及其后受到影响的各个饱满充沛的文本,他们横空出世,不分青红皂白,跟读者建立了最珍贵的美学信任,而且,它们不庸俗。在今天,当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和庸俗作战之时,我们应当有勇气告诉自己:我们的忤逆之心,永远年轻,且并不新鲜;我们的前辈,既是叛逆的幼子,也是承担了文章道统的长子,这颗长子与幼子之心所证明的,是我们从来就在传统的庇佑中,又必须代表传统变成一个新生的儿子。

(编 / 俎燚楠,审 / 任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