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在王朝兴衰迭代中，不断地螺旋式前进，有人忧愁，必然有人欢喜。
每一个王朝的灭亡，代之而起的则是另一个王朝的勃兴，而勃兴的王朝背后，始终会活跃着功臣集团。
他们怀揣着“建功立业，封妻荫子”的美好梦想，寻找到可靠的雇主，开启奋斗拼搏的创业史。出生入死、栉风沐雨，这些追梦的人有的看到了王朝的建立，许多人则倒在了征途之中。
新王朝开基立庙，“大封功臣”是免不了的环节，一批新贵成功爬到社会金字塔的上层，封官拜相，赏爵封侯。
贵族们都希望自己的财富、地位，拥有的一切能够传至子孙万代。
想法与现实总是存在着差距，大多数勋臣之家，“富不过三代”，祖父或父亲荣光，自己却落得布衣的下场，而有些列侯们，在自己这一代便被褫夺了爵位。
（功臣宴乐图）
可怜之人皆有故事，可怜之人必有痛点。
我们以汉朝为例，具体分析一下，列侯们失去爵位的缘由。
《汉唐封爵制度》一书，认为汉共封列侯471人（两汉），而另一本研究侯国制度的书籍《汉王国与侯国制度的演变》中，则认为共封列侯898人，包括功臣侯314人，外戚恩泽侯154人，王子侯430人。
两者角度不同，所统计的列侯数字有所差异。无论是哪个数据，都只是封侯的数量，而我们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部史籍中，大量列侯爵位得而复失的记录，则更为直观：有的一世而亡爵，有的二世、三世而亡爵，原因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列侯无后代袭爵，而国除
古人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今人看来，古人太小题大做了，不就是没有孩子嘛，有什么了不得的？没有孩子的羁拌，或许生活更加精彩。
但古人的社会意识与今天完全不同，他们敬畏祖先，传承祖业，延续香火是头等大事，即使是普通百姓也要重视后代的生养，贵族更是如此。如果没有后代（指儿子），“父死子继”就无法延续下去，列侯们的财富、爵位自然会被朝廷收回。
（首任西域都护郑吉）
西汉第一代西域都护郑吉，破车师，降匈奴日逐王，威震西域，为汉朝巩固西北边防，作出过重大贡献，汉宣帝封其为安远侯。其子郑光承袭爵位，却没有儿子，他去世之后，“安远侯”的爵位被朝廷取消。郑吉，会稽人也，上嘉其功，其吉为安远侯，吉薨，子光嗣，薨，无子，国除。
——《汉书.郑吉列传》列侯违法犯罪，而被免
张良，是“汉初三杰”之一，刘邦创建西汉王朝，张良是其智囊，刘邦曾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我，吾不如子房”，可见张良在刘邦心中的地位。天下安定后，张良识时务，害怕功高震主，只接受了“留侯”的爵位及封邑，并未在朝为高官。张良去世后，自然而然，儿子张不疑承袭了“留侯”爵位。但是，好景不长，孝文帝三年，张不疑因“不敬”罪，爵位被取消。良多病，未尝特将兵，常为画策臣，时时从。汉六年，封功臣，封良为留侯。后六岁薨，子不疑嗣，孝文三年坐不敬，国除。
——《汉书.张良列传》列侯卷入政治斗争，而被杀
汉武帝英明一世，晚年渐渐昏聩，特别崇尚神仙方士，“上有所好，下必进焉”，一批奸佞小人趁机进入朝堂，掀起一股“巫蛊之祸”，在这场持续数年的人祸中，大量的列侯被卷入其中而遭受杀戮，葛绎侯公孙贺、按道侯韩说、重合侯莽通、德侯景建、题侯张富昌等均被诛。
“巫蛊之祸”前期，汉武帝受到江充等人的蒙蔽，支持他们查办巫蛊罪人，但这些人打着“忠君”之号，行害人之事，胆大包天，把手伸向了太子刘据。刘据想面见汉武帝，又被江充等人隔绝，欲见不得，只好起兵除奸。汉武帝再次听信谗言，认为太子是在谋反，遂起兵抓捕太子。太子刘据只好逃出长安，在湖州地区被发现后，被迫自杀。
支持太子，或消极应对太子起兵的官员列侯，全部被汉武帝诛杀，如北军中尉、司马迁的好友任安。而积极参与对抗、抓捕太子的人，一律受到提拔，封侯的也不在少数。数月之后，风向突然改变，汉武帝反思“太子之死”，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便将案件翻转过来，受封赏的官员列侯又全被治罪，反复两次人祸，受刑失爵者众多。
（巫蛊之乱）
东汉明帝时，楚王刘英谋反，明帝以此为借口，大张罗网，给列侯治罪。“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阿附相陷，坐徙者以千数”。
——《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
在“楚王之祸”中，开国功臣之后刘光侯耿阜、杨虚侯马檀、参乡侯杜元、山桑侯王广、白牛侯刘嵩、汝阴侯刘信等均获罪，全部被褫夺爵位。
东汉的“外戚专权”、“宦官专权”两重特点，导致朝政异常复杂，明争暗斗，“按下葫芦瓢又起”，不管是外戚当政，还是宦官得势，一波争斗之后，总有一批列侯获罪失爵。
纵观两汉四百年历史，人数众多的列侯，不乏那种骄奢淫逸之辈，他们生于富贵窝，忘乎所以，多行不法，完全不知祖先当年创业之艰难，为非作歹，“子孙骄逸，忘其先祖之艰难，多陷法禁，陨命亡国，或云子孙”。他们或丧葬规格越制，或私自铸币，或杀伤人命，或藏匿罪犯，或违法占地等，触犯法条，沦为罪人。
而“无罪获刑”者则更多。此处所说的“无罪”，就是王朝的法律条文上本来没有列的罪名，只是出于皇帝的意愿，他们便被定“罪”。
汉武帝在征伐匈奴的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后，为了破解国库空虚，民力虚耗的难题，想方设法搂钱，筹措军费，盐铁专卖还说得过去，他还发行了一种“白币”：用上林苑的白鹿皮制作，等值四十万钱。实质上，“白币”跟空头支票没什么区别，值不相称，但汉武帝还是强制向王侯宗室推行，借此掠夺他们的财富，不少贵族因“白币”而获罪。
汉朝还有一种更为奇葩的罪名——腹诽罪，即通过臣子的表情，判断他对皇帝的不满，凭此定罪。这条罪名也是从汉武帝时期确立下来的，两汉时期都在延续使用。
封建君主制度之下，汉代皇帝不好当，臣子的命运更苦，他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稍不注意，有可能招祸获罪。被剥夺爵位的列侯，罪有应得者有之，无故受罚者则更多，以汉朝为代表的封建王朝的“法”，只不过是维护皇帝统治的工具，整个王朝，只有一个人不会获罪，那便是皇帝：他们常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随意罗织罪名，就可以处理一个“逆臣”，全无“法治精神”，以“人治”来代替“法治”，任意而为，以这样的手法来治理天下，还妄想“江山千秋万代”，完全是痴人说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