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西方的实践为时已久，“..权”也已经作为重要的道德概念和学术概念得到广泛使用，与之相关的经济、社会权利甚至被写入了联合国国际人权文件。然而，单单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历史经验就可以表明，..国家的实践常常出现政策上的游移和摇摆。而相比于这种实践上的不稳定性，一个更深刻的挑战在于，..国家以及..权本身能否得到辩护。换句话说，..权是否享有牢靠的道德地位，这是一个在学术上一直存在激烈争议而无定论的问题。
对..国家的声讨，除了质疑它在财政上的不可持续性(近些年来影响巨大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为批评者提供了生动的现实证据)而外，更令人焦虑的批评主要是道德层面的，后者构成了意识形态纷争中的一个持久议题。这方面的一种典型观点认为，..国家背后有一个道德观念，即把个人能力视为社会资产，，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丢弃这一陈旧的道德包袱，从而与其政治、经济之维相协调。
例如，新近在国内翻译出版的《..国家之后》一书就强调，“资本主义是三场革命的结果，每一场革命都是与旧秩序的彻底决裂。政治革命确立了个人权利至上的原则，即政府是公仆，而非主人。经济革命带来了对市场制度的认识。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扩大了智慧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但人类却从未与旧有的道德秩序决裂。将个人能力视作社会资产的道德原则已不适合自由的社会。为了更好地存续与壮大，我们需要第四场革命，一场道德革命，从而确立个人为自己而活的道德权利”。
不过，这个批评本身可能就有些奇怪。因为从观念上讲，“确立个人为自己而活的道德权利”这一所谓的“道德革命”，似乎早已蕴含在早期现代(early modern)以降的现代权利概念之中了。我们基本上都有这样一种印象：早期现代以来的个人主义和个人权利，就是在强调每个人为自己而活；与此相应，自由放任主义、自由至上主义的经济与社会政治理念，也是早期现代以来的一个重要信条，而恰恰是后来的..国家从理论和实践上挑战了这个信条，并回应了这些理念所带来的严重弊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试图从道德上批评..国家，我们与其说要倡导新的“道德革命”，毋宁说应当清理和鉴别既有的道德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