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儿童获得的较好照顾主要不是来自国家的..或企业（机构）的..，而是来自家庭尤其是母亲。图为2017年9月4日，广州越秀区朝天路朝天小学门口，家长在接孩子放学回家。 视觉中国 图
一、问题的提出
女性怎样兼顾职业发展与儿童照顾这两项职责? 这个问题一直是当代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将问题置于“新社会风险”（new social risks，以下简称“新风险”）的理论框架下来处理，给相关讨论带来了新的视角。本研究也从这个视角出发，分析中国的相关问题。
关于新风险的论述强调两个背景性事实。第一，女性普遍就业，其收入对家庭很重要，已成常态。第二，儿童照顾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基于性别分工的实践，即主要依赖母亲的付出。两方面合起来，形成“工作妈妈”特有的关于时间分配的两难困境。在孩子的幼年阶段，妈妈的时间难以既用于工作又用于照顾。
新风险理论认为，这是伴随女性广泛就业后出现的新问题，它给政策选择也带来困境。如果继续鼓励女性广泛就业，会使儿童照顾领域出现真空，儿童权益受损，也会抑制生育率。如果要求女性优先承担母职，其宏观后果是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这将加大女性在职场上和社会生活中的劣势地位，与男女平等的价值目标相悖。同时，它也与提高就业率的目标相悖。在日渐老龄化的社会中，就业率目标对国家非常重要。更何况女性退出就业，也会加剧女性贫困，又与反贫困目标相悖。
总之，无论怎么选择，都伴随另外一面的损失。在社会政策的意义上，这些都是..损失。由此带来的潜在的长远后果很难估量，因此是风险。
以此观照中国，很自然会问:中国也有这样的困境与风险吗? 从劳动参与率来看，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比起计划经济时期有所下降（根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2010年中国18至64 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71. 1%），但与其他国家比较依然是长期位于世界前列的。从儿童照顾来看，很容易想到农村地区大量的留守儿童现象。它表明如果必须远赴外地打工，女性就业和承担母职之间很可能处于难以协调的困境。此外，新近关于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研究也指出，中国社会照顾体系的缺失，导致女性陷入就业与儿童及老人照顾的两难境地，从而影响二孩生育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