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鸵鸟心态”并不能抵消所受的伤害。性骚扰犹如花样年华里的最大暴击，心底里留下来的是一辈子无法抹去的阴影。“我印象里第一次受伤是在5、6岁的时候，在妈妈的裁缝店里，有个男的坐在我旁边，当时我不懂也不知道反抗。”受害者苏女士说，“后来是单位同事，有时候口头或微信上说一些露骨的话，我以为是开玩笑的也没有在意，直到后来他有了实质行动，我才如梦初醒，应该一开始就表明态度和界限。”
说了没用——“没有确凿证据，没有最早的时机，一切都是扯淡。受害者的心理压力很大，而且报警也不一定可以判刑。”这是受害者在网络上寻求帮助时常常收到的答案。
现状不必继续成为现状的可能
力量微薄，只能自愈。向风道出真相，前路依然漫长。性骚扰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的丑恶、猥琐和懦弱，也应该照出更多光明、正义和勇气。至少，我们不该视而不见，不能轻易宽恕。
比如，把说“不”列入未成年人必修课，从小建立对身体权不受侵犯的意识，树立不怕不忍不羞愧的价值观。建立特殊单位的社会保密申诉机制。让尚不构成违法但危害性很大的行为有所制约，不会因为放任而演变成更厉害的侵害。
在相关法律对禁止性骚扰做出“概括性规定”的同时，还需要民法、劳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各部法律加以配合。或者在立法上进行相应的修改，或者通过司法实践更新观念，使性骚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无论是从个体的侵权行为、单位的劳动关系，还是从公法秩序的层面上都不被漠视。这样，原则规定才具有可操作性，成为活的法律。
说到面对性骚扰的态度，不得不提一下深圳。深圳在全国率先进行地方性专门立法，将防止职场性骚扰作为性别平等机构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能，也对救济途径和法律责任做了具体规定。“世上好看的小裙子，，你尽管去穿!地铁上的色狼，我们来抓!”深圳警察叔叔的态度，值得点赞。
今天舆论对性骚扰的热度，让我想起韩国电影《熔炉》。这部片子上映的时候，有舆论认为这是制片方在“消费绝望”，毕竟，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并不等于真实。在看到有关性骚扰的实名或匿名举报时，也有大把的人抱着消费痛苦和绝望的心态，甚至有人以性骚扰为利器来戕害他人。
因为一种恶而放任另一种恶，这显然不是合理的社会准则。正如社会学家李银河所说，我们应当有这样一种信念：一个合理的社会应当是其中每一个成员都受到最小的压抑的社会，是其中每一个人都最大限度地获得快乐和自我实现的社会。（作者 俞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