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一则“再见，暨阳路！”的消息刷屏，母校诸暨中学门口的暨阳路即将拆店改造。看到这个消息，心中颇有些五味杂陈。
上世纪80年代，爸爸刚到诸中任校长，那时候财政教育投入不大，拨款基本只够全校教职工的基本工资。爸爸为了解决办学资金，将学校外部的围墙都改造成了店面房，这些店面房成为诸暨中学的一条“金项链”。有了稳定的店面租金，学校办学条件改善了很多，但是偌大一所学校，校舍破旧、设备陈旧且不齐，光靠门面房的租金自然是远远不够的。爸爸当时戏称自己是诸暨最大的“讨饭佬”，到处化缘求赞助，才逐步改善了学校的条件和教职工的生活。
我还记得我的中学时代，一开始时间匆忙还在校门口的早点铺解决早餐，老板感念爸爸的帮助，总是不肯收钱。但因爸爸早有嘱咐在先，我总是在推让不过时择机扔下早餐钱就跑。几次之后，哪怕是饿着肚子，也不敢再去那里。
后来暨阳路日渐繁华，餐饮、服装、文具、百货……应有尽有，伴随着校园朗朗的读书声，成为诸暨城一道独特的风景。
可以说，一条暨阳路，记载着当年爸爸和学校老师们艰苦的创业经历，也记载着众多诸中学子难忘的中学时光。如今暨阳路拆迁，这里的过去将成为历史，心里自然是不舍的。但我在回复弟弟的微信中说：“略有遗憾，但破旧立新，发展是好事！”
大时代的发展依旧车水马龙，暨阳路繁华的商业景象持续三十年，已经为诸中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即将从繁华归于平静，想来爸爸泉下有知，他也会感到欣慰吧！
以下是爸爸退休后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摘录于此，也是对暨阳路历史的点滴记录吧。
未来的暨阳路和诸暨中学
勤俭办学，艰苦创业
蒋玲德
俗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办好一所学校必须有必要的经济来源和物质条件，否则，不但缺乏必要的教学设备，不能改变破烂的校舍校容，而且也满足不了教职工基本的..待遇。吸引不来好教师，原有教师也会人心思走，就难以建设好一只合格稳定的教师队伍，难以办好一所学校。所以，学校后勤工作是搞好教学工作的保证，是学校稳定和发展的保证。
我初任校长时，当时全县每年仅一亿元的财政收入。尽管有三分之一的财政用于教育，但基本上只能解决全县近7000名教职员工的基本工资。诸暨中学每年上拨款不到30万（我任职的最后一年，即1992年也只有42万）。这样的经济来源根本无法改变校舍破旧、设备陈旧而且不齐的情况。那时女生住宿在40年代造的老平房里，教师一家老小挤住在20平方的单间甚至14平方一间的单身宿舍。这一年，我们建造了科学馆，但欠一建公司工程款15万元。就在我上任的第一个春节，年三十夜他们还上门讨债，真令人焦头烂额、哭笑不得，哪里还有钱上新的建筑？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诸中校园一角
当时，我们思想还没有从计划经济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对解决学校经济困境还是一味的等、靠、要（等政府财政情况好转、靠上级主管部门拨款、伸手向上级要）。经过多次与上级领导要求，同意1984年建好女生宿舍楼，到暑期落成，解决女生宿舍破旧的问题，也缓解教工宿舍紧张的矛盾。1985年又拨款17万元造了诸暨中学第一幢套房的教工宿舍楼，这真使教职工喜笑颜开。同时，我们又千方百计装配了实验楼的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还建立了绍兴市除绍一中外的第一个电化教室。36台电脑的计算机房和56台语言设备的语音实验室，这在当时确实是让我们自豪、令人羡慕的设备，连赵忠尧先生也说：“这样的设备在北京除重点中学外也不多，一所农村县城中学有这样的设备，真不简单！”与此同时，我们还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扩建了办公室，缓解了教师办公用房紧张的情况。
当时，我们是在勒紧裤腰带的情况下做这些事情的。教职工一面为学校校舍设备的逐步改善而高兴，一面也为他们..待遇低而不满。他们纷纷议论我校教工..不及兄弟学校，说，“在诸暨中学工作是压力重、要求高、待遇低”，还说，“校长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对此，我一方面做教职工的思想工作，大会讲、个别谈，说明全市教育经费紧张情况和学校收入情况，讲我们学校还是省第二批重点中学，要想进入首批重点中学，设施方面要创造条件，包括校舍、设备要努力达到一流水平，请求教职工能够理解、给予谅解。
学校经费现状令我深思：光靠上级拨款绝不可能满足我们学校日常开支和事业发展的需求，我们必须靠自力更生创收才是出路。这样，我们的指导思想便从“等、靠、要”逐步转变为“创、节、集（靠自力更生创收、节省可以节省的开支、学校自己设法集资）”。
“创收”开始把注意力放在校办工厂上。而当时社会上国营和集体企业也开始面临剧烈的市场竞争，不少工厂面临困难；我们的校办工厂原以生产冷机为主，实际上是把别的工厂生产的原件装配成机而已。这在开始市场商品缺乏的情况下确实赚了一些钱，但随着同类具有规模的工厂投入生产，我们一无资金、二无设备、三无技术力量、四无企业管理能力，校办厂便岌岌可危、面临倒闭。我们也设法转产，曾想到办实用化工厂生产痱子露、利用原翻砂设备和部分机床为大厂加工，但也难以打开销路。有的产品出去了货款不能及时收回，办厂确实前景黯淡。校办厂当时实际上已是明赚暗亏，每年的年终报表，账面上还有多少产品、多少产值，实际上相当部分是把原有的积压产品重复上报，很少甚至没有实际价值，仅是一堆废品而已。上交金额如扣除校派职工的工资..、聘用工的房租水电等费用，就所剩无几，甚至收不抵支了。对此，我们实行了工厂责任承包，改变了学校对工厂管得过死的情况，转变了学校办厂亏本的局面，保证了学校每年二万元左右的收入。
同时我们设法另辟蹊径。当时从报上看到上海市复兴中学拆墙开店引起争论的报道，考虑到我校三面都临大街，就先试着用靠街的旧房子出租开店，结果颇受欢迎，几间破旧平房出租年收入几乎与几十人的校办工厂相等。接着我们就在护校河上造起了平房，用作店面出租，结果一年就可收回成本。但这受到了城建部门的干涉，说“影响了城建规划”，“校门口开店使学校不像学校”。实际上对此他们是另有所图，是想利用我们护校河及旁边的空地建造拆迁户的过渡房。我们通过种种渠道申述理由，终于取得了协调，先后建起店面房近九十间，当年以5000元一间的年租金出租，收回了成本。加上人民路边的旧平房，以后每年为学校创收近八十万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房租逐年递增至每间每年租金最高28000元，全年租金达二百多万元，被城区人们誉为“诸暨中学的一条金项链。”
暨阳路成为繁华的商业街
这条“金项链”改变了学校经费捉襟见肘的紧张局面，补足了上拨人头经费的不足（当时局拨人头经费不能满足教职工应发经费的51%），保证了教职工的公费医疗等基本..，并全部靠学校自己的经济力量花三十多万元改造、更新了用电设施（包括变压器增容至120千瓦，变电房新建和线路全部更新）和自来水管等，用十多万元新建热水浴室和厕所，用三十多万元新建了厨房、更新了厨房设施。
在学校经费有了好转的情况下，我提出了“金元宝要捧，猪狗床也要拣”的口号，即零星收入也要抓，勤俭节约不可丢。我们利用学校池塘养鱼，既改善教职工生活，又增加学校收入；把学校空余场地分给各班种菜，育绿化树苗，既解决了学生劳动场地问题，也解决了班级经费来源问题；统一管理教室和宿舍照明，号召师生节约用电、用水，“不开长明灯、不放长流水”；通过团队组织学生拣废物废纸，既解决了团队的活动经费，又节省了国家资源。还开展了勤工助学活动，解决贫困学生的经济困难，也有利于培养他们热爱劳动的习惯和自力更生精神。这些措施得到了社会广泛好评，当时报纸上也作过报道。学校建立了《学校财产保管责任制》，减少教具及仪器设备、图书的损坏和流失。
在学校的日常开支中我要求“紧”。我任职期间学校不向上级送礼。我认为这是“慷学校之慨，用集体的钱买个人的关系”。除外地和农村来我校教学活动可学校招待用餐（基本上用快餐形式）外，基本上不请客，更不到餐馆、酒家请客。甚至连校庆活动除远道校友在招待所吃宿外，大量来客也是吃学校食堂的快餐。这些做法得到了有关领导和来客的高度评价，但也确实冷落了一些人。有人在背后议论：“诸暨中学最小气！”
创收和节支的结果使学校有了一些余钱。有人提出要“多分一点”，当时我否定了这一意见。当时我的想法是：我自己从教育局过来，知道全县的教育经费还很紧张，教师待遇还较低，许多教师不安心于教育岗位，乡村学校的教师更甚。确实存在着“人心思走，人心向城”的情况。我应该顾全大局，照顾到左邻右舍。我校教职工待遇过于突出，这实际是给兄弟学校增加压力。所以我明确表示：“我不想在教师..上争第一，但要保持全县的中上水平。”同时，学校校舍大部分还是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建筑，已变得相当老旧；图书数量不足且多是老书、旧书；仪器设备也是老旧居多，还谈不上现代化。在上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得自己积聚财力，逐步更新、充实。要“留一点后力”，不能把钱用光分光。
这些观点现在看起来似乎显得陈旧保守，并为此也确实得罪了一些人，影响了一些人的积极性，但我至今不悔。甚至在我决定辞去校长职务时，我的一位很要好的老同学特意前来给我提出：“学校有成百万的积累，何不多分一点？这样不违反财务制度，让教师也给你留下了好印象，且你自己也可得到一份。”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对他说：“我应该为后任领导留下点后劲，继续把学校办好。把钱分完，就会影响后任领导的工作。就是要提高教工..，也让后任领导来提，这有利于提高他的威信。如果我提高了，后任领导因财力不足降下来，这会使教职工议论纷纷，会影响他的威信和工作。”这样我离任前把教职工..仍保持原来水平，把180多万元的积余移交给后任校长。
学校的创收节支，保证了学校的正常开支，缓解了学校经费紧张情况，但仍无法解决校舍更新和大型基本建设的资金。对此我听取了师生的建议，我们采取了“集资”的办法。为了解决教室闷热问题，我们向学生借钱，毕业时全部归还，教室装置了电风扇，解决了教室内闷热的问题。我们在教职工自愿的前提下向教职工借款集资建造了商业房，一年后归还本息。后来又采用自愿报名、资历审批的办法，集资建造了两幢48套教职工住宅房，解决了教职工住房紧张问题，使教师能安居乐业。对此，教职工都感到高兴，有教师反映：“我们平时..少发一点，但能解决住房这个大问题，从长远看还是这样实惠，领导这样做有眼光！”有青年教师反映：“虽然我们现在分不到，但这样原有的住房空出来了，我们也逐步得到改善。而且从长远看，这样下去，我们也总会轮到的。”
1990年2月28日，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何东昌同志来校视察。他充分肯定我校的办学成绩，但在参观学校时提出：“蒋校长，你学校办得很有成绩，但校舍太老旧了。”确实，我们前几年集中精力、财力建造了实验楼、学生宿舍楼和教工宿舍楼，而教学大楼大部分还是五十年代前期的建筑。不但房屋老旧，且是“U型”的苏式建筑，中间走廊，采光、通风均差。为此几次向教育局要求拆建，但教育局限于经费紧张没有同意。也曾向海外校友求援，也迟迟未作答复。台胞斯小坤先生同意出资为我们建造教学楼，后来因要新建浣江初中，市里经费紧张，经协商这笔经费去建造了浣江中学的教学大楼（后被命名为“小坤楼”）。就这样我们教学大楼建造问题就一拖再拖。
何东昌主任的批评，促使我们再次下定决心。经过反复思考，我提出了“争取上面拨一点，自己学校挤出一点，向社会集一点”的方法，决定拆去第一教学大楼，建造四层20个教室的教学大楼和两个年段的教师办公楼。当时估价需100万元的建筑费，而学校当时最多只能解决20万元。怎么办？我十几次去市教育局与有关领导协商。赵嘉桢局长开始答应十万元，经一再要求增加至二十万元。这样还是不足一半。我只能把眼光投向社会，争取社会支持。我就利用假期和其他业余时间到各个单位游说，争取他们的支持。于是我就成了“讨饭佬”，做起了“夜游神”。
九十年代初的诸中校门
做“讨饭佬”可真不容易。一是得放下架子，厚起脸皮。这求人的事情总是要说动别人的心，取得别人的同情，激起别人的热心，弄不好往往会“热面孔贴冷屁股”，满怀热情而去，怏怏空手而归。二是有些单位的决策人我们不直接熟悉，或者是虽认识但交往不多，我们还得找与他关系好的同志作中介，而且帮助我们宣传鼓动。如电除尘器厂（现菲达集团公司），我第一次去也空手而归，后来靠校友石培根副校长和工程师郭元溪同志大力帮助，他们资助了我们六吨钢材。三是白天我自己工作忙，接待单位的同志也往往忙于本职工作无空接待，我就只能用晚上或假日到他们家里登门拜访。这得想办法弄清他们的家庭电话号码和详细地址。弄清了地址，还得把握好时间。早了他们一家正在吃饭不行，迟了影响他们休息也不行。有时还会碰上他们另有客人，加上路径不熟、通道照明不好，的确得暗中摸索。一次去一位厂长家里，他当时住在大桥路一幢房子楼上，因下面是商店，楼梯通道很不规范，又没有路灯。我下楼时被东西绊了一下，一跤跌得一时爬不起来，陈伤至今天气变化时还会隐隐作痛。
因为我四处奔波，到处讨钱，便被人称为诸暨最大的“讨饭佬”和有名的“夜游神”。
“皇天不负有心人”，许多单位领导向我伸出了热情的援手。原供电局赵元飞局长，他不但用供电局团委“义务劳动”的方式帮助学校更新全校的用电线路，而且为我们建造教学楼一次性资助五万元。在集资座谈会上，在他和前物资局周纪泽局长等的带头鼓动下，一次集资十三万元。这样我们建造教学楼的资金就筹集了五十多万元。于是我就向当时周惠良市长作了汇报，请他们催促有关部门加速批准我们的基建项目，他当即拍板支持我们工程上马，并表示如资金不足他在市府财政中设法补足。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
在大楼建造过程中，我们千方百计降低工程造价，如采取议标承包，校友的建筑安装公司来造，毛经理提出“不计利润，做出牌子”，保证做出优秀工程，并且二级企业按照四级企业标准收取管理费。我们还请老校友、当时绍兴市物资局蔡局长批给我们15吨计划钢材，水泥由校友兆山水泥厂詹天云厂长负责，按质、按量、按时以出厂优惠价供应。这样大楼在短短六个多月内拔地而起，1992年寒假前落成投入使用，造价仅78万元。新建教学大楼命名为“暨阳楼”，以纪念原暨阳中学的历史。来参加学校80周年校庆及大楼落成典礼的同志同声称赞，教育局赵嘉桢局长同意再批拨十万元。会后，我主动告诉周惠良市长：“教育局一共三十万，集资十八万，学校挤三十万，这样我们自己可以解决了！”
这样的工程，这笔款项，今天看来实在是小菜一碟，但在当时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件大事。因为那时我们学校全部收入，包括上拨款和学生的学费以及创收，尚不足百万元，除去学校正常开支实在是所剩无几啊！这就是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