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电商进化史》的写作过程中，埃里斯曼对历史和行为等进行深入研究，他认为中国人天生比西方人更具有社会性。这一观点在他访问贵州的农村时得到了论证。
“村民之间的协作无处不在。为了灌溉农田，土地相邻的家庭会合作控制水的流向，让水从一片稻田流到下一片稻田，确保相邻土地的稻谷获得生长和繁殖所需的充足水分。美国西部的小麦种植讲求单打独斗，而中国人耕种稻田的方式则截然相反。无论是厘清灌溉路线，还是解决各家各户之间的争端，以确保社会和谐，都需要整个村落的协调和配合。”
对埃里斯曼来说，这有助于解释他疑惑多年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商业比美国商业更具社会化特征？
一篇刊登在2014年《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研究报告提出了一种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假设：水稻种植比现代化更能让人产生集体主义思维。在报告中，研究者提出了“水稻文化理论”，即稻田需要积水，因此，水稻产区的农民必须紧密合作，才能建造出复杂的灌溉系统。
小麦种植只需要天上下雨即可，不太注重邻里合作。而且，“水稻种植让团结协作变得更加重要，从而鼓励农民紧密合作，形成互助互惠关系，并尽量不做出会引发矛盾的行为。
印度人曾经说过，在印度发展电商，最大的障碍在于物流。为了深入研究物流问题，埃里斯曼花一个下午的时间跟随孟买著名的“达巴瓦拉”（dabbawalla）——也就是送饭工——亲身体验。他所获得的收获比预想的还要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