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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期间，民革中央聚焦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儿童“超龄”商业活动现象，提交了《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从事商业活动权益保障的提案》。
这份提案认为，目前国内法律法规关于规范未成年人从事商业活动存在立法空白。建议加快研究出台专门立法，先尝试制定地区性的行政法规等，试点成功后再上升为全国层面的立法。
提到“超龄”商业活动，很多人都会想到 “妞妞”事件。2019年4月9日，杭州3岁女童模妞妞在“工作”中因表现“懈怠”，被其母亲用脚踹。视频上传网络后，引发舆论一片哗然，也把儿童“超龄”商业活动的法律空白暴露在了整个社会面前。
2015年修订的《广告法》第38条第2款规定：不得利用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但儿童参与商业广告拍摄，并未有明确规定。
2011年7月，国务院正式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指出，应规范与儿童相关的广告和商业性活动。如何规范？没有细则。
更早一些时候，一些地方立法也曾把眼光投向“超龄”商业活动。比如深圳2004年出台“不得组织未成年学生参加商业性庆典活动”的规定，湖北2009年出台“禁止组织学生参与剪彩和奠基商业活动”的规定，但都是针对学校及其他单位，对家庭并未有明确限制。
“妞妞事件”发生后，直接催生了杭州滨江区人民检察院《关于规范童模活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意见》，明确不得利用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并列举了童模活动中使用或变相使用童工的三种情形。但这一“意见”的实施仅限杭州滨江区，甚至没有上升到杭州市的层面。
而且，在“童模”这种“明码标签”的商业活动之外，还有更为隐性的。比如在抖音，儿童“出演”+产品推广，已经成为一种家庭“创业模式”。目前，这一地带更是“盲区”，法律监管远未到达。
有些家长振振有词，认为自己并没有不尊重孩子意愿，自家孩子很喜欢这类活动。但是，请注意，他们是未成年人，尤其8岁以下儿童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我们常常从媒体看到“儿童打赏，父母追回”“儿童购物，父母退回”之类报道，能说这些孩子在打赏、购物之时不是自愿的，不是愉快的吗？所以，这不是儿童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从成年人角度看，适不适合的问题。对此，的确是到了该从国家立法层面出手的时候了。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刘拂去
编辑 汪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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