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四年，土木堡战场的硝烟刚刚消散。周边府县的军民，在新任兵部尚书于谦的命令下，正在加紧收殓战场上的明军尸首，收集散落于地未被蒙古人卷走的辎重物资。整个大明王朝都处在一种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中，谁都知道此时的帝都北京，已经是一座空城。刑部主事项忠，此时正踉跄地走在泥地里，吃力地随着蒙古大军往北方行进。他是“土木之变”中，为数不多存活下来的明朝官员之一，被当做俘虏同明英宗朱祁镇一起，带回了草原深处。
成化八年，辞职在家的项忠收到了皇帝任命诏书，原都察院左都御史项忠即日起官复原职，掌都察院事。传旨官笑吟吟地把诏书递到项忠的手里，有些谄媚地轻声告诉项忠，皇帝似乎有让项忠再升一级的打算。项忠礼节性地回了礼，送走了京里来人，便陷入了沉思。终于要彻彻底底去做京官了，终于要完完全全地扎进朝堂的权力中枢了，可项忠却辨不清自己心中，现在是苦是甜。
故宫一景
聊聊项忠吧，因为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用另一种角度，来解读明代中期的朝堂之争。长达十年的任期背后，是入京无望的悲哀
项忠，字荩臣，号乔松，浙江嘉兴人。正统七年（1442）的进士，之后进了刑部，从主事做到了员外郎，从五品，你可以理解为刑部下属的一个副司长。从正统七年到正统十四年，升了一级，只能说是按部就班吧。之后跟着明英宗朱祁镇北伐，遭遇“土木之变”，被蒙古人俘获。也不知道怎么的，蒙古人之后让项忠去放马，项忠就趁机跑了回来，据说当时是抢了两匹马往南方跑，马跑死之后，又徒步走了七天。看起来，项忠的身体素质非常好。
项忠的仕途历程并不复杂。从草原跑回来之后，已经是景泰（明代宗朱祁钰）年了，他升了半级，做了郎中，正五品。之后去广东做按察副使，四品，镇压过当地瑶民起义。然后明英宗朱祁镇通过“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在天顺初年（1458），升任陕西按察使。之后朝廷几次要调项忠入京，都因为陕西百姓不肯放人，而以右副都御使之（三品）职继续巡抚陕西。成化四年（1468），平定“满四之乱”，升都察院右都御史，官秩二品；成化六年，平定湖北荆、襄地区流民暴动，进左都御史，二品。成化十年，做了刑部尚书，之后转任兵部尚书，还是二品。
明代官员
写人物履历挺枯燥的，但是为了让大家有更直观的感受，朝史暮想还是写了项忠的品级提升过程，也为了让诸位在后面可以做一些比较明确的对比。
朝史暮想在这里要说三点。
第一，项忠是南方人，户籍地在浙江嘉兴；第二，项忠在陕西地方的任职，长达十年；第三，项忠从右都御史，到之后的兵部尚书，一直都是正二品官秩。
史书里给项忠之所以在陕西留任长达十年给出的说法是，项忠太得民心了。天顺初，历陕西按察使。母忧归，部民诣阙乞留，诏起复。......七年以大理卿召，民乞留如前，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明史·项忠传》
项忠做陕西按察使，母亲逝世，要回乡丁忧三年，当地百姓向朝廷求情，项忠被夺情留任；几年之后，朝廷拟把项忠调回北京做大理寺卿，还是因为当地百姓向朝廷请求，项忠以右副都御使之职留在了陕西。
明代市井图
项忠在陕西为官，是否真的如此得民心？答：是的。
在陕西的这几年，每逢遭灾，项忠都积极开仓放粮，请求朝廷减免赋税；为了解决百姓吃水难和提高作物抵御干旱的能力，项忠主持了河道水渠的疏通工作，惠及民生和农业；他恩威并用，招抚过少数民族，也带领军队抵御过北方蒙古的袭扰......十年时间里，项忠的确为陕西百姓，为国家做了很多的实事，善事。
但，仅仅因为民意，朝廷就肯一直把项忠留在陕西？难道项忠就愿意永远待在那？
显然不是。封建王朝的儒家文人，都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是当时每一位走向科举之士子的终极梦想，这也代表着只有不断努力，提升官职，权重，才能真正让自己的政治抱负得以实现。项忠同样如此，以正二品的官职留在陕西做地方官？别说什么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话，这件事情骨子里就很蹊跷。
王翱这个名字大家熟不熟悉？从景泰四年开始做吏部尚书，到成化三年病逝，王翱在吏部尚书这个位子上，做了十多年。这位历仕七朝，辅佐过六位皇帝的重臣，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排斥南方人。
王翱 像
王翱自己是河北人，在他主持吏部工作的时候，在选拔任用官吏上，有明显偏向北方人的倾向，特别是河北及河北周边诸省。觉得这个理由太牵强了？那朝史暮想告诉你，除了吏部尚书王翱之外，明代前面的几个皇帝，一直都喜欢用北方，从科举取士开始，北方人就一直占优势。北人文雅不及南人，顾质直雄伟，缓急当得力。——《明英宗实录》
这是明英宗朱祁镇亲口说过的话，意思是虽然南方人文雅，但是不如北方人强壮，用起来更踏实。所以在正统，天顺年间，北方籍贯的官员数量要远远高于南方籍贯的。事实上，从明成祖朱棣开始，就已经有这样的倾向。
朝史暮想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南方土音繁杂，与皇帝交流起来存在隔阂。这个好理解，与北方的一马平川地理环境不同，南方多山造就了相对隔绝的文化环境，各种小语种土音遍布，有时候一个地方的人，隔一座山就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方言。
故宫一景
其次，明初的几个皇帝，骨子里还是有点热血的。明成祖朱棣，明宣宗朱瞻基，都是敢带队冲锋的主。在血性上和体格上，南方人的确不如北方。
最后，南方是明代最初文官集团的大本营。朱棣迁都北京，你以为仅仅是为了戍边？还记得朱元璋建国初期，那群浙江，江西等派系的开国元勋吗？皇帝增加北方官吏数量，实则是为了稀释大明官场，为的是搞平衡，为的是让皇权在与文官集团的对抗中更有话语权。
朝史暮想不敢说，项忠十年在陕西的任职，完全是因为朝堂高层南北之争，但朝史暮想敢肯定，这个因素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战功卓著的光芒下，隐藏着南北之争的阴暗
如果说上面的内容，算是朝史暮想的个人推断，那么在后来项忠平定“满四之乱”和荆、襄流民暴乱中，这种南北之争则更加明显。
这两次平乱，是项忠在史书里被人大书特书的内容，也可以算是项忠一生最重要的功绩，但其间的一些事情，也着实让项忠头烦恼和心酸。
满四，亦叫满俊，是内附大明的蒙古部族首领，其祖上在朱元璋的洪武时期，就被大明安置在了固原。满四这哥们是个混人，多有不法，再加上地方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来二去，满四就叛乱了。正好固原那边，有个据点叫石城。听名字就知道易守难攻。满四一开始就带了几千人算是“落草”吧，后来接连打败了朝廷派去镇压的军队，声势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坏，满四的实力也越来越强，于是项忠出马了。
明军图卷
“满四之乱”的具体经过，朝史暮想在这不作详谈，只要知道项忠最后胜利了就行。中间有一段插曲，就是在项忠已经接受任命，但是还没到达前线时，一线明军擅自发动了进攻，结果惨败。这个消息传回北京之后，朝廷又慌了，在想要不要增兵，选择京官和派遣京军前去平乱。忠虑京军脆弱不足恃，且更遣大将挠事权，因上言：“臣等调兵三万三千余人，足以灭贼。今秋深草寒，若更调他军，恐往复需时，贼得远遁。且边兵不能久留，益兵非便。”大学士彭时、商辂主其议，京军得毋遣。——《明史·项忠传》
项忠因为担心京军的战斗力和北京来的官员阻扰军务，便向朝廷建议，自己带的三万陕西兵，已经可以应付局势了，别再浪费国家资源。当时内阁的彭时，商辂采纳了项忠的建议。
之后在战事进入相持阶段，明军打得很艰难时，史书里又说：彭时、商辂知忠能办贼，不从中制，卒用殄贼。——《明史·项忠传》
明代官员
意思是，内阁全力支持项忠，给予足够的信任，不随意遏制项忠行使职权，终于让项忠取得了胜利。
这两段记录有没有什么问题？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值得注意的是吧？但是，朝史暮想告诉你，为什么给予项忠绝对支持的，是内阁，而不是兵部？要知道，项忠平叛这件事，真正全面主持协调工作的部门，正是大明兵部。当时的兵部尚书呢？当时的兵部尚书叫白圭。
我们把这些人的籍贯列出来看看。项忠是浙江人，彭时是江西人，商辂也是浙江人，而兵部尚书白圭是河北人。足够泾渭分明了吧。如果当时不是彭时，商辂以内阁的权势压制了兵部的白圭，那么之后来平乱的人，很可能就是京军和北方将领，很可能就没项忠什么事情了。
还是觉得说服力不够？那我们再看项忠在成化六年平定湖北流民这件事情上，与白圭的冲突。
荆、襄流民的问题也不多说了，太大，一聊起来就没完没了，只需要知道这是明代的一个顽疾，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项忠不白给，到地方之后，剿抚并施，很快就平定了流民暴乱。
民变
接着就面临一个问题，大批的流民如何处置？如果继续让这些失去了土地，没有生计的流民聚拢在荆、襄之地，历史又会重演。
项忠给的方法简单粗暴，一律驱逐。知道当时该区域有多少流民吗？数以百万计。知道流民聚拢暴动的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洪武年间。所以，项忠这个做法，虽然简单，但是效果并不一定好，而且容易出问题。实际上，是出了事了。
当时没有什么大数据运算，没有智能化户籍管理技术，如此众多的流民要驱逐，很容易发生各种极端事件。再加上项忠带去的陕西兵，打仗是好手，但是为祸起老百姓来，也不含糊。各种各样的负面报道，不断地被地方官吏送到了北京。明宪宗朱见深还好，也知道荆、襄问题的复杂，并没有如何为难项忠，但是京里的官员坐不住了，对项忠的弹劾是一波接着一波，其中兵部的指责声音是最大的。
还有，在项忠平乱期间，兵部尚书白圭曾经派了一位锦衣卫来督军。说是督军，但做的事情完全是在捣乱，后来是项忠告到皇帝那之后，这位锦衣卫才被召回北京。
明代官员
更有一点需要说明，项忠这次平乱之前，也就在几年前，兵部尚书白圭同样也主持镇压了一次荆、襄暴动，而项忠这次处理的，其实是白圭那次平乱的遗留问题。所以，项忠和白圭的矛盾，是板上钉钉的，除了个人恩怨，更有南北矛盾。
我们相信，对于项忠的弹劾事情闹得应该不小，因为项忠特意上疏替自己辩解，言辞之中满是委屈和不忿：臣先后招抚流民复业者九十三万余人，贼党遁入深山，又招谕解散自归者五十万人。俘获百人，皆首恶耳。今言皆良家子，则前此屡奏猖獗难御者，伊谁也？......且圭固尝身任其事，今日之事又圭所遗。先时，中外议者谓荆、襄之患何日得宁。今幸平靖，而流言沸腾，以臣为口实。——《明史·项忠传》
项忠说，老板（皇帝），我招抚了接近百万的流民，又安抚了数十万依附叛贼的百姓，现在说这些人是良民，不可随便驱逐，那我之前是和谁在打仗？......这件事情本事，就是兵部尚书白圭当初没做好，我是去擦屁股的。一开始，大家都忧心这次动乱什么时候能结束，现在我搞定了，又都来找我麻烦了。
明宪宗朱见深 像
说实话，朝史暮想读到这段，从言辞间读出了委屈。项忠为此，还提出了辞职。但结果呢？明显北人占据优势的大明朝堂，再一次站在了北人的这边，皇帝也清晰地感受到了压力，在好言劝了项忠一番后，同意了项忠的辞职申请。
我们再回过头看项忠的官职，平定了“满四之乱”，已经是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的项忠，只是去掉了“副”字这个前缀，成了右都御史；平定荆、襄流民暴乱之后，得到的封赏也仅仅是从右都御史变成左都御史，荫封其子为锦衣卫千户。不用奇怪，除了兵部尚书外，吏部尚书也是北方人。直到项忠死后，被追授太子太保，才终于踏入一品的门槛。
现在，朝史暮想可以回答文章开篇说的视角问题，就是以项忠的仕途经历，来看待天顺，成化年间大明朝局的政治矛盾。这种南北的政治之争，从洪武时代便已经开始显露，至永乐时期开始快速发酵，一直到成化中期以后，才逐渐变得平和。但变得平和并不是说矛盾已经不存在了，而是逐渐以另一种形式开始萌发，一种超越了纯粹地域组织形式的方式——党争。
我们读项忠，读明代中期的南北之争，为我们以后更好地理解明代晚期的党争，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只是苦了如项忠这样的官员，曾经何等的意气风发，壮志豪情，却终在繁杂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被一点一点地消磨掉，而他的历史光芒，也只能停留在两次平乱之上。
故宫一景
成化十三年以后，项忠被太监汪直斗倒。汪直倒台后，项忠又被重新起复，但他已无心朝政，主动提出致仕。弘治十五年，项忠去世，享年八十有二，而此前，项忠已经在家宅了二十六年。前人之事，后人之师，希望历史上的那些无奈和心酸，不会被一次次地反复上演。
朝史暮想，总有些干货可以在历史中挖掘。
参考资料：《明史》，《明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