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于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七月驾崩，历史进入隋炀帝时代。炀帝在位十五年，以大业七年（611年）为界，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属于意气风发、蓬勃向上的时期，后期陷入战争泥淖和席卷全国的动乱，炀帝无可奈何地度过每天纸醉金迷的颓废生活，终于大业十四年（618）三月被弑。
与隋文帝截然相反，炀帝被冠以“暴君”、“暴政”的帽子，其帝号“炀”便可见一斑。根据《谥法》，“炀”的释义是：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
隋炀帝毕生追求的目标就是脱离关中本位路线，同时奠定自己的政治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家体制。其以开凿大运河为代表的各项政策以及远征..等一系列对外政策，都可以从这一角度来加以解释。然而与文帝稳扎稳打的措施截然相反的是，炀帝倚仗老爹留下来的资本，亲自冲锋陷阵，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他之所以如此急躁，原因之一是他超人的自信所致。杨广建功立业和夺权的过程比较顺利，当年讨伐南陈时隋朝是做了充分动员和付出巨大牺牲的思想准备的，结果不费吹灰之力就大功告成，杨广也立下不世之功；夺取皇太子位时，杨广的爹妈都认同这个二儿子的思路和人品，他很顺利地操纵父皇并最终取得最高权力。所以一朝即位，他就迫不及待地希望早日实现成果，以展现自己治理天下的丰功伟绩。
据说杨广在文帝临终前与文帝的两个夫人通奸，史书记载“其夜，太子蒸焉”，“蒸”指的是皇帝或相当于皇帝者的通奸行为。文帝听闻大怒，有换太子的念头。杨广的亲密战友杨素马上将这一情况告诉杨广，杨广出动东宫的卫队保卫皇帝寝宫，让皇帝身边的侍女全部出宫，旋即传出文帝驾崩的消息。这种父子之间关于女人的纠葛，一直到唐朝都还有，武昭仪、杨贵妃都是，而且这种“蒸”来的宠妃都能地位显赫并被贵族社会接纳，体现出隋唐国家在本质上仍带有浓厚的北方游牧民族特色，毕竟他们身上流淌着一半北族的血，而北族素来有收继婚（娶亡父、亡兄弟之妻为妻）的传统。
隋炀帝即位后不久便迁都洛阳，大业元年（605年）命令宇文恺在老洛阳城以西二十里处动工营造新的都城，次年正月落成，称为东京或东都。如此，国家的政治中心脱离了关中，炀帝以此地作为他大展宏图的基地。
首先就是开凿大运河。把华北、华中、华南紧密联系起来，自古以来是当政者的重要政治课题，尤其对完成统一大业的隋朝来说，需要把南方的丰富物产运到北方以满足都市消费人口。当时最方便的是水运，但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所以炀帝大手一挥——挖！从大业元年到大业六年，征用无数人力，先后开凿了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南河，虽然利用了既存的河道和旧河道，但仍不啻为一项超级工程。运河凿通以后，炀帝立刻命令建造一艘四层的龙舟，高高兴兴去江都（扬州）行幸。炀帝的登场对老百姓来讲无疑是一场巨大灾难，大大兴土木，建东都、凿运河、游江南，哪一处不是劳民伤财的动作。
如果说国力强盛的隋朝还能支撑炀帝上述这些，老百姓也能忍受你统一王朝炫耀一下，但败就败在炀帝的好大喜功不仅仅限于国内，他还把眼光投向国外。首先是突厥，它是从柔然独立出来的，又在公元583年分裂为东西两部。其后，由于隋朝的离间计，东突厥日益衰弱，文帝末年与东突厥启民可汗和亲，东突厥归顺。大业三年，炀帝行幸北疆长达半年，对北方游牧民族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威慑。由宇文恺设计的超豪华行宫和巨型帐篷让突厥朝野惊叹不已，以启民可汗为首的各部落首长还亲自前去为炀帝行幸道路沿途拔草开路。次年又花了半年时间行幸西北，大业五年赶跑吐谷（yu）浑后又在张掖接见了高昌王，确立了和西域方面的联系。大业六年，炀帝在东都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国际庆典和国际交易会，西域各国的酋长纷纷前来参加，庆典设于东都端门前广场，据说灯火通明，通宵达旦地表演马戏、音乐、舞蹈等节目，一般认为这次庆典是后世上元节的起源。
仅仅以贪欲这个理由是无法解释炀帝上述行幸行为的。巡幸江南看上去是游山玩水，实际上是炀帝亲自对运河的情况进行检查；而边境防御体系的强化、与各族各国的沟通联系，也随着炀帝这种巡幸得到彻底解决。所以说，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封建王朝，这种巡幸虽然劳民伤财，却也是对付底下敷衍办事的一大法宝。而隋文帝的施政使得国库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但又不能转化为发展的资本，这样的财富反而是国家的累赘（类似于文景之治后汉武帝初期面临的情况），而在农村动员的大量劳动力和退伍军人也不能放任他们失业，所以隋炀帝之耗用人力物力也是有其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的。
而且需要理解的一点，包括征伐..、怀柔突厥、修筑大运河在内的“隋炀帝工程”，都是在隋文帝时代就已经开始策划的。只不过文帝为人谨慎，只要认为计划还不周全，就会将计划搁置一边。炀帝则不是，他好大喜功而冲动热血，仗着国库充盈却不懂得坐吃山空的道理，将这些巨大工程一股脑儿付诸实践，而且等不及，都要求在短时间内见效。
隋都大兴城，虽然在文帝时期规划和竣工，但实际上建成的只是北面的宫殿群和官署群，南城还是一片荒郊。多亏了隋炀帝的大兴土木，唐朝才能接手一座比较成熟的首都。比如像大运河，文帝肯定早就知道了朝廷对江南物资的依赖和南北物流的不便，并进行过实地考察和测量，否则炀帝不可能在即位后短短时间内就制定出运河的走向和工程量。但由于挖这么一条大运河确实是破天荒的超级工程，生性节俭而体恤民力的文帝始终找不到兼顾基础建设和民生负担的两全之策，所以该计划在文帝朝始终被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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