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光，因为那时候的人是无比纯洁的，可以肆无忌惮地感受着世间的美好，并且还影响着这个人今后的品性。所以大多数长辈都会给自己的后辈讲一些诸如孔融让梨、凿壁偷光的启蒙故事，希望借此来教育晚辈要养成好的习惯和人品。
国外也是如此，著名的伊索寓言、格林童话等许许多多的启蒙故事书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被创作出来的。很多人可能只听说过这些专门为孩子编写的外国书籍，而觉得中国没有流传后世的育人佳作，实则不然。
作为拥有着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极为重视教育问题，对孩子的教育更被视为重中之重，编写了许多为孩童启蒙用的书籍，被称作蒙书，只不过中国古代能学习的大多都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才有机会读书学习，大多数人连字都不识几个，所以没能普及开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蒙书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功能，有的被融入到其他领域，有的则彻底失传，今天，我们就以《上大人》为例，感受一下蒙书的历史。一、古代小孩习字学什么？当然是《上大人》
中国古代的童蒙教育包括识字、知识、德行三方面，其中识字是基础,而习字是与之密切相关的环节。《上大人》是我国传统启蒙教育中的习字教材，和《急就篇》、《百家姓》以及各种杂字书等识字教材不同，彼此有着迥异的功能。识字是认识字，即掌握某个字的字形、读音和意义；而习字则是练习写字，也就是如何把字写得工整美观、雅致好看。古代人们用的是毛笔，要把字写好不容易，所以习字是启蒙教育阶段一项很重要的功课。
《上大人》本名为《上大夫》，最早在发现与敦煌写本中。其中一个敦煌写本为半纸，首行有红笔“试文”字样，其后每行开头有红笔示范字例，分别为“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9 字，每字下又有十余个临写字，末尾有“咸通十年”四字。
由此可见，这是习字后残留的纸张。对于《上大人》文本的出现时间，目前还没有定论，能了解到的只有此篇蒙书在唐朝就已经流传甚广了，但在唐之前却没有任何对其记载的文献。《上大人》全篇文字笔画较为简单，而且蕴含了汉字的基本笔法，即一个字，往往是构成其他字的基础，用其中的某个字作为偏旁部首，再与别的字组合，就能造出众多的字。正因为如此，这一文本在旧时作为儿童的习字教材，一直流传不衰。
二、《上大人》内容的变迁后世流传的《上大人》全文总共25个字，分别是：上、大、人、丘(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
但是与在上节提到的敦煌写本比较，总体大致相同，个别的文字出现差异。敦煌的七件写本中，年代最早的便是上节提到的半纸写本，其后的几个写本多以“牛羊万*，宅舍不售”（由于发现的写本中此处的文字已经缺失，无法推断出该出文字，遂以*代替）结尾。
后来文本中比较繁难的“尔”，在最初无一例外地写作“女”，而“可知理”则只出现了一次，但是“佳作仁”从来没有出现过。事实表明，后世流传的《上大人》并非某一人一时的独立制作，而是唐代以来经过多人增补、逐渐完善的结果。
《上大夫》在流传中出现诸多异文。如“夫”作“人”；“丘”，清代梁章钜《浪迹续谈》引作“孔”。《五灯会元》的卷十九也有相同的话，然而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写作“丘”，文渊阁《四库全书》却写作了“孔”。至于改“丘”为“孔”的原因，盖如元谢应芳《龟巢稿》卷十四所解释:“第四字乃圣人名讳，理合回避，岂宜呼之以口，以渎万世帝王之师乎?”
是因为避讳而改的。“女”，后世写作“尔”，是“汝”的同义替代。“士”，有作“二”、“土”的版本，应该是形讹；“仁”，有写成“人”的版本，应该是音讹。
孔子三、对内容的千年探讨与没落
提及《上大人》的内容，人们很容易去思考一个问题：这些字真的只是用来习字的吗？这篇习字文本与如今的字帖有很大的不同，它不仅仅是几个字，而且是组成了一句话出现的，既然是一句话，就应该会隐含一些信息在里面。其实直至今日，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由于原创作者的信息的缺失，也没有官方的信息对此做出解释，《上大夫》的创作环境无从得知。并且后世流传的文本还经过多人的增补、逐渐完善，这对判断原文含义无疑是雪上加霜。
1. 尊儒崇圣——对于含义的千年争论
历史上对于《上大人》意义的意见，主要分为两派。其中一派的观点是《上大人》虽然只有25个字，但深具妙理。宋代的陈郁在《藏一话腴》中认为，《上大人》上半篇讲的是孔子的事情，下半篇讲教书育人要从八九岁的孩子开始，教的内容是要做好人仁人，要知礼节，向孔子看齐。
还有一些人则说这些字讲的是每个读书人都要尊敬至圣先师孔夫子的故事，但无论怎么说，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尊敬孔子、崇尚儒学。这种解释比较符合古代中国的国情，自西汉开始，几乎历朝历代都奉儒学为主流，虽然《上大人》出现于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唐代，但当时的儒学在全国的影响力并没有受到过多影响，甚至有三教合一的趋势。所以在习字的过程中教育学童要尊儒崇圣这种解释还是比较说得通的。另外一派的学者认为，上述的解释过于牵强，有些生拉硬套。明朝祝允明在《猥谈》中就说道：“右八句，末曳‘也’字，不知何起。今小儿学书必首此，天下同然。书坊有解，胡说耳。”
清代著名学者梁章钜见塾师以此训蒙，问了四五个塾师，问这段话“出在何书，有何讲解”。塾师大多都回答不上来，即使能说，也是强作解人，胡说一气。但祝允明和梁章钜并没有直接否认这25个字有意义，只是说书坊或塾师的解说过于机械、生硬和牵强，难以令人信服。
科举制
2.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习字训蒙的书籍，《上大人》是如何在其含义解释混乱的情况下传承千年并且深植于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生活中，有许多学者给出了解释。首先，《上大人》“蕴含中国文字的基本笔法”；王利器先生认为，其内容“简易”、“取便初学，遂乃盛行”；而刘长东先生则认为“中古以来基本书体的稳定”也是其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除此以外，隋唐以来的教育制度的稳定性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科举制度自确立以来，虽历经朝代更迭，仍保持不断完善和趋于稳定的态势。作为和国家考试制度相适应的民间私学，在启蒙教育上不会主动作出改变，只有在教育变革的背景下，传统的蒙学以及作为习字训蒙教材的《上大人》才会受到冲击。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全新教育制度产生，《上大人》作为习字蒙书在经过千余年的流传后，最终淡出历史舞台。四、对经典的传承与创新——由教化民众走向大众娱乐
1. 由习字蒙书演化为纸牌游戏
两湖地区广为流传一种“上大人纸牌”，其起源尚不可考，但鄂西民间传说是与康熙年间的土司田舜年有关，是他在传播汉族文化过程中的一种创造，可以说是“寓教于乐”的典范。每张纸牌长约 10 厘米，宽约1.8厘米。由于牌形窄长，故而又称“长牌”。纸牌由“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24 字组成，与扑克类似，大多数地区每个字 4 张牌，共计 96 张。
上大人纸牌
蒙书《上大人》在民国以后已不多见，但却通过纸牌游戏的形式得以在民间继续流传。同时，宋代以来附会于蒙书的儒家义理也因此得以传承。一些人在玩牌的过程中甚至会用编好的曲子轮流唱，每个人拿到哪门牌就唱相应的词。这些词的意义浅显明白，除了对纸牌本身的描述外，主要就是以牌面为字头，表达出基本的人伦和公德，以及普通百姓对富足安康的美好生活的向往。
2. 与民间戏曲相糅合
中国的戏曲种类以及内容可谓琳琅满目，许多的戏曲都是由民间传说或者文献中记载的名人轶事改编而成的。本就作为启蒙孩童而广为人知的《上大人》，也被编剧作者融入到了娱乐大众的戏曲当中，与戏曲相伴以另一个形象传承下去。其最早出现在元代高明所撰《琵琶记》中，作为插科打诨的片段出现。“上大人”纸牌流行后，有人以这二十四字为字头，创作了七仙女叛逆天庭、思凡配夫的《劝世曲》。
七仙女的传说因董永“卖身葬父”的孝行而起，故而唱词所的核心道德也在一个“孝”字。儒家文化中，“孝”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儒家所倡导的，并且孝”与“礼”、“仁”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孝”与“礼”都是因强调“敬”而产生的观念。
所以，《劝世曲》所宣扬的“孝”，与“上大人”所承载的儒家“仁”、“礼”规范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可以看作是一种拓展或延伸。总的来说，上大人在戏曲中出现的场景主要有：插科打诨，制造笑料；情积于怀，诉说衷情；思萦于臆，寄托哀思；慎终追远，祭祀祖先。
戏曲《琵琶记》五、总结
作为民间启蒙的教材，《上大人》中蕴含儒家思想是不可否认的，也正因为如此，它的没落也是不可避免的。《上大人》并非一人所成，是经过了数人之手完善后才最终定型，所包含的思想一直伴着习字的功能流传着，但在字帖被新式教育手段代替后，随着主要功能的缺失，必然导致作为附加功能的思想随之丧失。
“上大人”纸牌也由于种种原因，未受到如今年轻人的青睐，换言之，《上大人》所承载的儒家思想已无存在的土壤。而出现在戏曲中的唱词并不具有保存思想内涵的作用，随着唱词本身的内涵逐渐由儒家伦理走向广阔的思想天地，《上大人》从蒙书到纸牌再到唱词所承载的儒家思想，必将消融在文化的炼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