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立早闲人（白马晋一原创团队成员）
诸葛亮南中平定战，与其说是诸葛亮治蜀的一个重要政绩：军事行动与政治斗争等诸多因素相结合，成功地运用“攻心为上”的策略，胜利平定了南中叛乱，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倒不如说马谡献计的一次经典案例：怀柔政策和武力征服等多方手段相融合，圆满地使用“恩威并举”的谋略，完善解决了汉夷分治，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蜀汉建兴三年（225年）春三月，诸葛亮亲率大军前往南中平定叛乱。临行前，参军马谡送上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诸葛亮采纳此建议。马谡对南中夷人所采取“攻心战”在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九·董刘马陈董吕传》中注引东晋文学家习凿齿撰《襄阳记》：（马）谡对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原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资治通鉴·魏纪二》同样记录马谡的计谋。
马谡对南中夷人的用兵之道与《孙子兵法》中的谋略有异曲同工之妙。马谡的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而《孙子兵法·谋攻篇》：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换成白话：所以用兵的上策是用谋略战胜敌人，其次是挫败敌人的外交联盟，再次就是直接与敌人交战，击败敌人的军队，下策就是攻打敌人的城池。选择攻城的做法出于不得已。虽然马谡的“攻心为上”是针对平定南中叛乱的特殊作战的要求提出，但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具有前瞻性。特别是在诸葛亮南征的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执行马谡这一谋略，对孟获七擒七纵，创造了攻心为上的千古绝作，终于使孟获感激涕零，发誓“子子孙孙”永不再反，为诸葛亮挥师北上，奠定了巩固的后方。
马谡的“攻心为上”的南中平乱策略，归根结底就是“刚柔并举，以德服人”。特别是“以德服人”，与刘备、诸葛亮的一贯政治见解和军事策略相一致。
刘备，曹操口中的“织席贩履之辈”，却能成为三国中最具传奇特色的昭烈皇帝。在即无天时、地利、人和，也无名望、人脉，只可倚兄弟之力不可倚兄弟之势。仁义就成了刘备最后的依仗，最后的出路。丢了仁义，剩下的都是死路；坚持仁义，才能搏出名望，拼出出路。为此，刘备在任何场合都会收买人心，时时以“爱民惜物”的“忠厚长者”示人。救徐州，免遭生灵涂炭；新野败，携民一同过江；入西川，于民广施恩惠。刘备文不及孔明，武不及关、张，却被曹操称作和自己并驾齐躯的“天下英雄”，被周瑜、鲁肃看成是不好对付的“枭雄”。诸葛亮，周瑜、王朗嘴中的“诸葛村夫”，反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诸葛亮一生遵循“仁、义、礼、智、信”。平日里，善待军民；平南中，七擒孟获；沪水岸，哀悼亡灵。诸葛亮，早期隐居南阳、躬耕山野的士子，后期出师未捷、死而后已的悲剧人物独成为名垂千古的名臣贤相，赢得从低层小民至将相王侯各种人物的崇拜、倾倒和感叹。
马谡的“攻心为上”谋略与刘备的“弘毅宽厚”行为及诸葛亮的“宽大仁慈”品德是一脉相承，都是反映三国蜀国中治国、治军、治民乃制胜思想的精华。
笔者按：韬略，古代兵书《六韬》、《三略》的并称，泛指兵书。借指谋略，计谋。马谡，本是一个主政地方的官员，却能在诸葛亮南中平定战中献出“攻心计”，收服南中夷人，一举平定南中，使蜀国能安心、放心及全心地北伐魏国。《孙子兵法》中有“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注意民心的向背，赢得民心，治国则可长治久安，治军则可令兵效命，制胜则可实现“兵不顿可利可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佳目标。“上兵伐谋”，这里的“谋”是多方面的，其中谋得人心，则是伐谋中的精髓。正所谓，得人心者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