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的退出，而且是一种政治制度的终结，科举制的废除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最主要的是加重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分量，引导中国一步步摆脱社会危机，其角色转变自鸦片战争以后几十年，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多种条件就已开始了，但是科举制的废除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清末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的知识分子。
废除科举制后，其影响对乡村知识分子最为直接，生计和出路必须重新考虑与选择。出路是因人而异的。第一种出路是做教书先生，也就是教师，随着科举出仕的废除，通向上层特权的途径被彻底的切断，地方士绅们失去了晋升的希望和政治的屏障，各省“数万举贡，数万生员”不得不离却了曾经追逐的功名之途，转向能够捞取新的社会资格的新式学校。据统计，湖北地区在清末的20年间的4万绅士中，至少有2万余受过新式教育，而很多又从事教师这一职业。
新学堂为旧时功名之士社会地位的重新选择提供了基本途径。而当时的新式学堂大多数办在城里，无论是高等中等和小学，因此，乡村读书人纷纷离去，他们在都市求职定居，不愿再回到自己的家乡，当然这部分人也只是那些在城里或国外受过新教育的乡村精英们，他们将乡居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念一股脑儿抛弃掉。这部分人的离去使乡村士人的革新气息荡然无存，而留于乡村的则是那些守旧因循的腐朽士绅。
夫子庙。
与背负儒家道义的传统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继起的“绅士”们乃终朝不脱鞋袜，身披长衣，逍遥乡井，以期博得一般农民之推崇。士绅素质下降，使中国农村的黑暗达到极点。日益恶化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加剧了人才和资金的外流，新式教育知识分子更不愿回到乡村，广大农村地区新学教育严重滞后，很多旧式私塾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因此传统知识分子出路之一是进学堂也就不足为怪了，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罢了，其办学模式、教学内容基本上还是沿袭私塾那一套，与正规、健康的教育还有相当的差距。1919年11月，著名教育家亨颐在山西晋祠参观一个学校，牌上写着国民学校、义务学校并列的两行字，在外面只听得书声朗朗，而当他们进去看看，才知道是修身教科书第一册第一页的目录。第一课父母——第二课兄弟——第三课朋友……。1931年，山东省督学冯汝梅视察禹城教育状况时指出：“该县学校，除县立第一小学办得尚称完好外，其余学校多类似私塾，设备既不完善，教员亦类似冬烘。”诸如此类的记载在有关材料中比比皆是。故此，传统知识分子把教师这一职业作为出路是不足为奇的。
第二种出路是做幕僚，在一些地区，如绍兴，传统知识分子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虽然早已有之，但在1905年以后无疑是很好的职业。绍兴历来是文化之邦，读书郎特别多。绍兴人处世精明，办事审慎，善于言辞，工于心计，是智囊人物的理想人选，易得幕主的欢心和信任。当然，他们的生活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及与雇主的亲密程度。
第三种出路是从商，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在士农工商四大阶级的等级分层中，商这一阶层是处于最底层的。明代中叶以后，既有不少商贾子弟投身于科举仕途，又有不少人致力于商海经营，士与商之间的界线本已模糊。近代以来，更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冲击，更加上科举制度废除，一心经商是当时最好的选择。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的刘鸿生回国后，从创办火柴厂起家，从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变成了百万富翁。这些接受西方知识教育，特别是留学海外，系统学习过西方科技文化知识的知识分子，他们通传统的文化联系较少，思想较为开放。他们涌入商界，无疑为中国工商业注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
第四种出路是对于那些不知变更，又无一技之长的孔乙己之流最终只能是是绝望和毁灭，1905年是他们走向苦难的开端。也许还有其他的出路，如投身军界，著名的黄埔军校学生，基本上是投身于革命的知识青年。总之传统知识分子无论走哪条路，选择什么样的生活与清政府无关而与之逐步疏远，甚至离心离德。
综上所述，科举制废除后，千千万万怀抱着希望的旧式读书人没有了出路，失去了改变的机会。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科举制的废除使知识分子逐渐成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有创造性的人，不再是在皇权体制下，能帮助皇帝把治国平天下附庸风雅的人。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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