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传记作家弗朗西斯⋅惠恩在他所撰写的《卡尔⋅马克思》中，认同了戴维⋅麦克莱伦关于马克思入住时间的观点，认为大伦敦议会钉的牌子上的时间是不正确的。不过，他又认为，马克思在这座房子里租赁的房间是在顶层，而不是戴维⋅麦克莱伦所说的三层。后来，更多的研究学者们给出了更为准确的时间，认为马克思从1850年5月8日至1850年12月2日住在64号，从1850年12月至1856年住在28号。
传记作家玛丽⋅加布里埃尔在《爱与资本》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加布里埃尔在书中写到了马克思一家在1851年1月底搬入了28号，她又进一步阐明，在这座有上百年历史的、四层楼高的乔治王朝时代风格的房子里，马克思一家租用的是顶层的房间。这座建筑里同时还居住着另外三户人家，有两户是意大利人，其中一户是房东，还有一位来自爱尔兰的语言教师。这位教师把自己的一部分房间又转租给了马克思。在加布里埃尔笔下，马克思家的前厅不超过15�10英尺。小一点的内室里有一个壁炉，屋顶是倾斜的。在这间内室里，马克思全家，包括琳蘅，都在这里做饭、睡觉、洗澡。这些顶层的房间没有自来水供应，因此马克思与家人不得不从底层的水桶里取水到楼上使用，他们房屋里也没有卫生间。在注释里，加布里埃尔列举了马克思全家在1851年迁入28号的证据。她说，那些记载马克思居住在三层的传记作家们是错误的，大伦敦议会在房子三层附近位置镶钉的蓝色牌子也是不正确的。然而，与麦克莱伦或惠恩的观点相反，她认为牌子上标注的时间似乎是对的，而那些认为马克思在1850年12月2日搬入迪恩街28号的论断是错误的，因为马克思曾经在这个日期给当时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写过一封信，而信上的地址是迪恩街64号，并且信中没有提到关于搬家的事宜。在1851年1月6日，马克思又写信给恩格斯，称他因房租问题而与女房东有点麻烦。加布里埃尔注意到，马克思在迪恩街64号的房间是从一位女房东那里租赁的，而迪恩街28号房间的房东则是男性。的确，马克思在给恩格斯写的信中确实没有提到过搬家的事情，直到1851年1月27日的信中才提到更换地址的事情。据此推测，马克思一家应该是住在迪恩街28号的顶层，并且居住时间为1851年至1856年。
1851年，马克思接受了纽约《每日论坛报》主编查尔斯⋅戴纳提供的驻伦敦记者的职位。这份报纸当时在美国已经有了超过20万的读者。马克思用英文为报纸撰写文章，报道欧洲近期发生的事情。由于他英文不够好，不得不求助于恩格斯，把他用德语写的文章翻译成英文。报社的工作为马克思一家带来了虽然微薄却是有规律的收入。
在迪恩街28号居住的早期的日子里，马克思一家的生活格外拮据，那时恩格斯还没有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他，他的收入只有一点点稿费，所以经常靠典当为生。马克思曾在1852年写道，他不能出门，因为他把大衣典当给了当铺老板。有一次，他把妻子家族的带有阿盖尔郡银章的银器拿给了当铺老板，当铺老板认定他是偷来的，立刻报了警。据说马克思被关在监狱里整整一个周末，直到警局确定了他妻子是银器的主人才被放出。
在迪恩街居住的这段时间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一个艰苦的人生阶段，不仅生活拮据，居住条件恶劣，三个孩子也在这段时间相继夭折，但是这却并没有影响他每天去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博览群书，收集资料，并且最终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巨著——《资本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