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雍乾两代，统治者出于某些个人的政治目的，大兴文狱，极力打压知识分子，使得莫谈国事的风气在文人士大夫阶层萌芽，许多知识分子选择自屏于政治之外，开始纯粹为了学术而学术。这也是那个时期主张注重考据，谈古而不论今的“乾嘉学派”得以兴起的原因。
大批真知识分子都被逼得回家搞学术，研究古文古代史去了，给了许多伪知识分子钻营取巧，窃居高位的机会，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劣币驱逐良币。我们前面提到的道光朝首揆曹振镛，就是这样一个伪知识分子。
这倒不是说曹振镛的文化水平不行，而是他当大清宰相时所起的作用，是阻遏谏官的言路，为了谋求一时的稳定，而妨碍了国家长远的进步和发展。龚自珍笔下的一句“万马齐喑究可哀”，正是对曹振镛当国时期士大夫阶层集体噤声现象的真实写照。
曹振镛之所以能被重用，是因为他的政治理念得到了道光皇帝的高度认同，道光十五年（1835年）曹振镛殁后得谥“文正”，便是很好的证明。
所以也就不奇怪，大家盼走了曹振镛，又迎来了穆彰阿，而穆彰阿将曹振镛这套政治艺术更加发扬光大。曹振镛止于打压新进，排挤同僚，尚未如何党援，穆彰阿则是结党的高手。《清史稿·穆彰阿传》记载：
“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覆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於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
自古以来君主最忌臣下私自结党，穆彰阿的高明之处在于很会隐藏自己，以致道光根本不知道有“穆党”的存在，所以穆彰阿终朝得以宠眷不衰。由于穆彰阿党羽众多，使得他在掌控朝政方面有着比曹振镛更大的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