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咸宁五年（279年），汲郡有个叫不准的贼盗发界内古墓（魏襄王冢），获古书简册凡数十车，经过官方整理，得书75篇，《竹书纪年》13篇即其中最重要者。《竹书纪年》上起黄帝，下到战国，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史书，学者称之为“我国古代唯一流存的未经秦火和汉儒篡改的编年体通史”，是“这一时期唯一完整的年表”。
《竹书纪年》成书年代介于《春秋》与《史记》之间。《隋书。经籍志》云：“《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无诸侯国别。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盡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谓之‘今王’，盖魏国之史记也。”魏哀王应为魏襄王。
专家指出，《竹书纪年》虽然经过盗墓者的破坏，后来又全书亡佚，只能从晋代以来千余年间学者注释经史和编纂类书的引文中辑得一鳞半爪，但毕竟是《秦记》以外唯一被保存下来的一部偏详年月的先秦古史，所以它的史料价值或者说对古史研究的贡献，最为突出的一点恰恰也就在六国史事年代方面提供了较为准确的记载。
有史家认为，《竹书纪年》出土后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名噪一时，可是好景不长，唐代政局稳定后，儒家地位重新抬头，继起的宋代，理学昌盛，异说难容，《纪年》被认为荒诞不经，终于受到社会的冷遇而遭致佚失。那么，其异说所指何端？《晋书·束皙传》云：“盖魏之史书，大略与《春秋》多相应。其中与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大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
后世史家有曰，《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杀，伊尹为大甲所杀、季历为文丁所杀，皆是“污蔑至圣”的谤言，或云荒谬已甚。也有人不以为然。梁启超则说：“启杀益，大甲杀伊尹两事，后人因习闻《孟子》《史记》说，骤睹此则大骇。殊不思孟子不过与魏安厘王史官同时，而孟子不在史职，闻见不逮史官之确；司马迁又不及见秦所焚之诸侯史记，其记述不过后《孟子》而已；何足据以推翻《竹书》？而论者或因此疑《竹书》之全伪，殊不知凡作伪者必投合时代心理，经汉、魏儒者鼓吹以后，伯益、伊尹辈早已如神圣不可侵犯，安有晋时作伪书之人乃肯立此等异说以资人集矢者？实则以情理论，伯益、伊尹既非超人的异类，逼位谋篡，何足为奇？启及大甲为自卫计而杀之，亦意中事。故吾侪宁认《竹书》所记为较合乎古代社会状况。《竹书》既有此等记载，適足证其不伪；而今本《竹书》削去之，则反足证其伪也。”梁启超之言，是比较中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