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政治家就应该成熟、稳健，不随意冒险，与热血之类的词汇是不沾边的。但三国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曹操倒是一个特例，在他的身上，我们不光能看到成熟稳重的一面，也能看到热血的一面。
1、棒杀显贵
曹操二十岁举孝廉，二十三岁被录用为洛阳北部尉（即担当洛阳北部的治安队长）。
众所周知，洛阳是东汉首都，经由近两百年的积淀，皇亲贵戚群集于此不知凡几，十分难以治理。但年青年头的曹操对此毫无怕惧，他一上任，立时就声名禁令、严峻纲纪，并造五色大棒十余根，吊挂在衙门摆布，谁胆敢违反禁令，“ 不避豪强，皆棒杀之”。
几个月后，有个叫蹇图的人犯禁夜行，犯了曹操所划定的禁令。
这个蹇图大有来头，是当朝显贵蹇硕（汉灵帝宠臣，后来还当过上军校尉，西园军元帅，管辖袁绍、曹操等八校尉，监视司隶校尉以下诸官）的叔父。
所以，若何措置蹇图，对曹操来说无疑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一脚踏错，完全有或者把本身置于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
经由深图远虑，曹操最终照样命令用五色棒处死蹇图。这施展了曹操不畏显贵、秉公法律、行事武断、手腕狠辣，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敢想敢干的热血和冲劲。
曹操棒杀蹇图，对洛阳显贵的震慑力极大，他们纷纷收敛起往日的嚣张气焰，不敢再做出违反曹操禁令的行为，“京师敛迹，无敢犯者”。
当然，因为这件事，曹操也冒犯了蹇硕等当朝显贵，不久后就被调往远离洛阳的顿丘任县令，这实际上是明升暗降。不外，曹操对此始终无怨无悔，从不认为本身棒杀蹇图等显贵的热血行为是错误的。多年后，他还此为楷模，在给儿子曹植的一封书信中写道：“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鼓励曹植应该趁年青年头积极有为。
2、拆除祠屋
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曹操被录用为骑都尉，受命与皇甫嵩等人合军攻击颍川的黄巾军，究竟大破黄巾军，斩首数万级。因军功，曹操当上了济南相。
济南国有十余个县，西汉初，汉高祖刘邦的儿子刘肥（齐悼惠王）受封于此。后来，刘肥的儿子刘章在平定诸吕之乱中又立了功，也被封在此地，是为城阳景王，并在齐地立祠。到东汉，济南区域的历任仕宦为了给本身披上一层皋比，在汗青故纸堆里追求珍爱伞，便假“纪念城阳景王刘章”之名，先后建起了六百余座刘章的祠屋。
加倍可恶的是，济南区域的仕宦多倚赖贵势，贪赃枉法，买官卖官，无所忌惮，有人甚至还把本身的朝服高价卖给商人，以供商人们取乐，官风豪侈，而民生维艰。
面临这种情形，曹操到职后，马上起头着手鼎力整治，一口气免除了济南境内百分之八十的仕宦（皆因违法乱纪），毁去所有“城阳景王祠屋”，并禁止官民再进行祠祀。
经由曹操一番雷厉风行的整治，济南境内的贪官蠹役和奸邪之徒纷纷逃窜他郡，公众也不再迷信鬼神，济南区域由此“政教大行，一郡清平”。
固然如斯，但我们不得不说，曹操大面积免除贪官蠹役也就而已，命令毁去“城阳景王祠屋”却有极大风险。
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介绍的那样，城阳景王刘章究竟有功于汉朝，而其时的东汉朝廷固然已经显现没落迹象，但无论若何，皇帝仍然姓“刘”倒是不假。
曹操命令毁去所有“城阳景王祠屋”，岂能不被有心人抓住把柄，行使此事大做文章，状告他“欺君罔上”？这一点，相信曹操不会没有考虑到，但他仍然对峙这么做，所凭借的，恰是一腔热血。
3、不畏生死
曹操的热血还示意在斗争中，尤其是在官渡之战中，曹操亲率将士狙击乌巢，更是令人看得热血沸腾。
建安五年十月，袁绍从河北运来万余车粮草，屯于离袁绍大营四十里处的乌巢，并派上将淳于琼等带万余人看守。
曹操从许攸口中得知此新闻，决意亲自率兵前去狙击乌巢。是夜，曹操率领五千换上袁军戎衣的步马队，人衔枚，马勒口，乘夜从巷子向乌巢沉寂挺进。
至乌巢，曹操命人四面放火。袁军是以大乱，淳于琼拒营死守；身在四十里外的袁绍据说曹军狙击乌巢，也急遽派出马队前去救援。
曹操摆布部将见袁绍的救兵将至，建议曹操“分兵拒之”。曹操闻言，盛怒曰：“贼在背后，乃白！”（等袁军追上来了，再说！）对峙集中力量攻打淳于琼，掉臂自身安危。
曹军将士见本身的主公曹操都不畏生死，拼死力战，士气马上大盛，于是一鼓作气大破袁军，斩杀淳于琼等，并将袁绍的粮草尽数焚烧。
这一战，繁重地袭击了袁绍军的士气，摇动了袁绍军的军心，而曹军可以成功狙击乌巢，取得此战的胜利，非常主要的一个身分是，曹操本人不畏生死，身先士卒，示意得十分热血，起到了要害的表率感化。
为人稳健，在正常情形下往往能立于不败之地。然而，生活并非都是正常的，有时，人们会情不自禁地被大势卷入非常时期。这个时候，不光需要稳健，也需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热血。
这种热血，实际上是一种“置之死地尔后生”的气势。若是没有这种热血，没有这种气势，曹操最多只能像同时期的刘表或刘璋一般成为一方诸侯，基本就无法在三国乱世中脱颖而出，并最终取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