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唏咘嘛哒按曰：中国的史料浩如烟海，对于汗青初学者来说，这些史料是怎么发生的，若何分类，又该若何阅读，怎么行使，是一浩劫题，梁启超师长作为史学人人，将其一一梳理，读完使人晴明，兹做笔记如下，以备后查。）
1、 人类之记述始于韵语，《诗经》为中国最初之史。后有极简之纪年史，如《春秋》，此类史是薄录，不克谓之著述。同时又显现一种近于史类之书，即书（志、记），《尚书》属于此类。
2、《春秋》、《尚书》二体，皆为古代正史，史学界初有组织之名著，唯有左丘之《左传》，佚名之《世本》。《左传》特色有三：1、不以一国为中心点，而将其时首要的几个文化国平均论述；2、其论述不局限于政治，常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3、其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为一种组织体的著述。故左丘可谓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又是秦汉已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世本》一书，宋时已佚，然其书为《史记》之底本，凭据资料，可揣摩其书特点有二：1、将史料纵切横断，开此后剖析综合研究之端绪；2、特留意于社会的事项。
3、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其《史记》异于前史最大的特点是以人物为本位。古代唯史官能做史，私人撰史，自孔子始，司马迁虽为史官，然其书实为私撰。史官对汗青的专有变为社会公有，文化对象的提高使得史料轻易收集，加之学者对《史记》的研究靡然成风，史学获得长足成长，到晋代打到全盛时期。
4、班固开创了断代史系统，史记的以社会全体为史的编制酿成帝王将相家谱，今后官书都以此为例，不敢标新立异，没有复创精神。后世史书质量多良莠不齐，因系统问题，固然有修史的名家，然则史料运用，史笔施展，都处处牵掣不克施展。我国古代因为有史官所以史学蓬勃，也因为有史官而逐渐衰败，史官的性质，今古分歧。
5、与列传体并峙者是纪年体，发源是陆贾的《楚汉春秋》，后献帝诏荀悦作《汉纪》三十卷。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以续《左传》，其经纬规制，为中古以来的大创作，后人虽纷纷接踵续之，但没人比得上。纪年体的优点是内容繁杂，社会各部门都有所回响，短处是一件事被分隔，年月又反复，极为未便。
6、纪年体的账簿式记录体式，使得检阅十分未便，于是显现纪事本末体，为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他正本是抄通鉴，搞个模式轻易本身阅读，没想到成了一个史书的系统。列传体以工资主，纪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因为汗青研究要探究事务的因果，所以纪事本末体和现代史学的研究最为邻近。
7、列传体中有书志一门，源于《尚书》，专门记录文物轨制，这也和现代史学研究很接近。书志类史书贵在汇通古今，观其沿革，其集大成者是唐杜佑的《通典》，该书为史志著作之一猛进化。有《通鉴》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制通，正史断代的不轻易处能解决一半，后宋郑樵做《通志》欲续迁书，固然章学诚对这书推崇有加，但梁启超看来，除了十二略之外，根基上没有什么价格。
8、除了上述纪传、纪年、纪事本末、政书之外，还有一些剩余的史书。这些史书首要能够分为两大类：
一是供后人书写汗青的直接材料。
①官书：起居、实录、谕旨、方略之类；仪注、律例、会典之类。
②私著：
此类以述作自居，取供述作者之资料罢了。
二是汇集好多资料经由一番组织之后形成著述，专门史性质，局部史料。
①处所志：《华阳国志》为标本；各类方志等；
②法制史：《历代职官表》《历代盐法志》等；
③..或学术：《佛祖历代通载》《明儒学案》等；
④专明一义类：律例、金石、目录……等。
此类述著，尚在初步阶段。
9、史籍增多，注释考据天然踵起。注释有二，一曰注训诂，如裴注《史记》，应注《汉书》等，与史迹无甚关系；一曰注事实，如裴松之注《三国志》，与本书相辅。考据是审定史料是否准确，是史家求证之要具。发源于《隋书经籍志》所载《汉书驳议》，姚查之《定汉书疑》，司马光作通鉴时作《考异》三十卷，刘攽、洪迈之书稍有可观，集大成者是清代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
10、近代著录家又别立史评一门，其类有二：一曰指摘史迹者，即对汗青上发生的事加以谈论，《左传》《史记》提议端，此后各类正史及《通鉴》皆因之，先是有专篇，贾谊《过秦论》、陆机《辩亡论》之类，宋、明今后有史论专书，吕祖谦《东莱博议》张溥之《历代史论》等，其有价格者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宋论》，这类书轻易意气高昂空口说一番，所以善学者照样少碰为好。一曰指摘史书者，其所评为汗青研究法的一部门，是史学赖以扶植之法。有史学来二千年大成者有三人，在唐为刘知几《史通》，刘氏事理缜密，识力灵敏，勇于猜忌，勤于综核，为王充以来第一人，尤其分辨史料之法，言之最精，郑、章不及；在宋为郑樵《通志 总序》及《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虽其价格偏小，但将本身终身所学写出来留给后人，也有他不朽的价格在；在清为章学诚《文史通义》，章氏对于汗青大原，有一种交融贯通的稀奇见识，和近代西方史学家暗合。
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等人，中国始有史；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有史学焉。
清代朝廷一向实行蹂躏文献以谋自固的文化政策，史学最为寥寂，除了全祖望一人，几近覆灭。清代的史界有建树者四家：
1、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对史料的驾御，前人难及；
2、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将《左传》拆碎自立门类排比，这种方式能把一个时代的史迹深入浅出搞领略；
3、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国有学史之始；
4、赵翼《廿二史札记》搜求抽象史料之法，其技法可用。
清代还有一些方面极为蓬勃：
1、表志之续补。万斯同《历代史表》后继者接踵，修理无遗；
2、史文之考据。朴学家专门之业，对古籍订讹纠缪，为子女省无限精神；
3、方志之重建。处所史蔚为可观，为前代所无；
4、年谱之风行。一人之史与家史国史一代之史相取证；
5、外史之研究。起于魏源、徐松，蒙古史迹研究鼓起，洪均之《元史译文证补》取材域外，史家研究局限扩大，具有世界性的性质。
中国史部书自左丘、司马迁之后起码储蓄达十余万卷，其数目之多令人乍舌。若何高效合理行使这些史料，是汗青研究者必需搞领略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必需学会的一个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