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故事经由“俗”文化的渠道在民间普遍撒布。杜宝《大业拾遗录》称，隋场帝旁观水上杂戏表演，就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的节目。刘知几《史通》卷五《采撰》称，三国故事“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李商隐《骄儿》诗中有：或诞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句子。宋代，跟着城市的成长和市民阶级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增进，“说话”艺术进一步兴盛，显现了“说三分”的专门科目；金元之际，三国故事又大量改编为戏剧。在撒布过程中，三国故事内容络续雄厚，艺术性日趋完美，终于由罗贯中集其大成，雅俗兼收，写成了不朽名著《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成书后，因为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和无可竟争的影响力，十分天然地成了进一步衍生三国和诸葛亮俗文化现象的基地。《三国演义》虽号称“七实三虚”，但它究竟是经由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以《三国演义》为根蒂衍生出的诸葛亮文化现象与以《三国志》为根蒂衍生出的诸葛亮文化现象就有很大的差别。《三国志》是在述史，汗青上的诸葛亮是修身、齐家、治国的范例，首要是以“树德”为人们所称道的。
但在《三国演义》中，作者从宣扬正统儒学纲常名教的需要出发，树立了一批相符封建忠、孝、节、义规范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从单个形象而论，其忠孝节义虽不及诸葛亮周全，但的确都具有光鲜的个性，有的人物形象还相当凸起，这不克不使诸葛亮在这方面的形象有所冲淡。好比，在仁德问题上，《三国演义》凸起衬着的是刘备，即鲁迅师长所说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史略》）。诸葛亮在这方面的形象是逊于刘备的。
《三国演义》以“仁德”塑造刘备，以“奸巧”描绘曹操，以“忠义”凸起关、张，而把诸葛亮塑造为聪明的化身。正本三国汗青的一大特点，就是军事斗争贯穿始终，政治、经济、交际、用人、行政等等都是环绕若何博得战争来进行的。《三国演义》天然也是以描写军事战争为重点。
既然《演义》确定把诸葛亮作为聪明的化身来塑造、而描画诸葛亮在立法施度治理国度、用人行政赏善惩恶方面若何多用智谋是有难题的，搞得欠好就分不清什么是堂堂正正的智谋，什么是权诈。只有军事斗争是冠冕堂皇斗智的最好场合，作者能够在描写军事斗争中为衬着诸葛亮之智谋施展充裕的艺术想象力。陈寿评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汗青上的诸葛亮在批示军事斗争中首要靠戎行本质和战术取胜，罕用奇谋本是事实；但《演义》却按照既定模式在诸葛亮军事斗争的“奇谋”上大做文章，越写越神，终于达到“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水平。
然则，人民群众更愿意接管的是艺术形象的诸葛亮，是作为“神”的诸葛亮文化现象。研究一代贤相诸葛亮的道德规范和为政之道究竟是少数人的事，没有几多戏剧性的情节可供衬着；而《演义》中能掐会算、呼风唤雨的诸葛亮则可为人们津津乐道，有声有色，衍生出越来越雄厚的文化现象，来知足人们络续雄厚物质文化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