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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肖:如何发现“人” ――大历史中的小时代因何“刻骨铭心”(2)

2018-07-24 18:08:49 网络整理 阅读:98 评论:0

这种对历史整体性的犹疑、对地域文化与私人生活的执迷,我们并不陌生。王德威曾认为叶兆言的世俗气质来源于鸳鸯蝴蝶派和张爱玲的海派风格(王德威《艳歌行――小说“小说”》,《读书》1998年第1期),但与其在遥远的时空中猜想源头,不如从作家成长的年代中寻得蛛丝马迹。1980年代“文化热”背景下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发掘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尽管彼时作家们对“文化”的认识各不相同,对“寻根”的概念莫衷一是,但无论是激烈的言辞还是平静的论说,都流露出对后发现代国家的文化焦虑。与其说1980年代思想文化界呈现出的趋势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不如说是对“文明”与“愚昧”的双重焦虑。而对传统文化的探索,大多落实于地域风俗历史的描摹,尽管大部分创作最终呈现出来的形态是一种絮絮叨叨的挽歌面目,铺陈的繁冗细节或多或少遮盖了作家们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思考向度,但作为文化启蒙的一种方案,对地域性的聚焦仍然成为对体制化的某种拆解,其所表征的身份焦虑在九十年代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中不断加深。告别1980年代,文学开始从革命话语的余韵中挣脱,面向市场,面向大众,作家们真正开始体验什么才是“孤独的个体”和“不确定的智慧”。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作家群体以一种烦恼、忧郁、暴躁的面目出现在文学史上,交织着欣喜与彷徨,没落与新生。伴随着私有制、私人空间、市民社会的崛起,“个人化”所支撑的描述结构被认为是对体制文化的进一步拆解,文学表现出对“日常生活”的执迷,而“个人化”所表征的文化形态同时也带来知识权力与象征资本失落的焦虑与无措。如果说在八十年代里,迭起的思潮和命名是重建文化秩序的需要,那么,九十年代初期对林林总总衍生现象的命名,大多数更像是为破碎的能指寻找所指的词语游戏。“新生代”、“新写实”、“新历史”的命名,在积蓄着对八十年代文学脉络断裂冲动的同时,也暗含着对上一个十年关键命题的延续。当《长恨歌》在1990年代中期列席为海派怀旧小说榜首时,城市化迅猛发展带来的变革,已经促使寻根话语的指向开始发生时间与空间的双重位移,彼时的人们猛然发现旧时的都市景观,不仅承载着现代性的乡愁,同时也足以面向新兴的观众群体,镂空的寻根想象与私人生活的结合骤然成为文学的风尚。

当然,无论是对都市乡愁的强调,还是对私人空间的开掘,说到底都成为在历史中发现“人”的某种文学愿景,尽管历史并未终结,但“最后之人”无疑已经被提升为时代的主体。以至于廿多年来,我们所有的智性、艺术或道德活动都为“发现人”这一意识所占有,也许它一度不过是意识的边缘抽搐,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却变成一种巨大而无从控制的姿态,一种使我们得以不断保护自己的姿态。然而,问题在于,我们所有的期待和方法都源生于一种历史思维的对抗,而鲜少获得主体的自足性。可以说,19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改革急速朝向私有化方向行进,在市场经济的公私关系重构中逐渐形成了某种日常生活的私人空间,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对私人生活伦理的道德重构,并未与之旗鼓相当。在文学形态的认知上,我们往往忽略掉文化异质性,或物质的不均,单单以一份转型中的焦虑和茫然,便与世界性范围内反思理性主义或称之为反思启蒙现代性的潮流实现了精神上的接轨。更为有趣的是,在一个并不具有面向公共空间能力的私人性文化语境中,类似于韦伯现代性“冰川时代”预言,泰勒“现代性隐忧”等论调,却成为忧虑“个人”文化状态的理由。于是,当我们凭借“发现人”的踏板,颇为艰难地试图跨越文化断裂带,对接起与前世的纵横裂隙,并寻觅一份历史感的安慰之时,无论是文化的幽思,还是现世的欲望,无论是历史文化的厚重感,还是个人生活的疼痛感,都急速地朝向当代社会的沟壑处纵深疾走。文学和审美不期然被囚禁于一个我们亲手缔造的牢笼中,这个牢笼最大的枷锁上镌刻的名称,也许不仅是我们以往理所当然埋怨的政治文化桎梏或机械复制来势汹汹,更有那个我们不断呼唤的“自我”,在无限迫近“自我”时失去主体自由。

若借助保罗?利科对于“再现式想象”和“创造式想象”的区分,可以将历史知识的陈列和个人故事的遥体人情称为“再现式记忆”,它所呈现出的书写伦理是修复性而非反思性,这样的书写能否在历史中发现活生生的“人”,,尚待时间检验。但很显然的是,作家本人也存在着一些与之相关又不言而喻的困扰,在《驰向黑夜的女人》中,“一个美丽的姑娘终于获得机会,站起来用很尖锐的声音发问,她说我想问一下这位来自南京的大作家,你的小说总是对过去的历史有浓厚兴趣,动不动就描写民国时代秦淮河边的妓女,你觉得这么做有意思吗,格调高吗,难道不庸俗吗,你为什么要躲在书斋,回避残酷的社会现实,你是不是江郎才尽?”答案是什么,我们也未尝可知,只是在《刻骨铭心》的开篇,作家流露出突围的乏力,“突然觉得要写的那些东西太熟悉。不仅是对要写的那些人物太熟悉,对自己使用的叙述方法,文字风格,语感节奏,都毫无陌生之感……”也许,我们可以尝试做个推论,在作家内心深处,“刻骨铭心”的也许不是乱世的爱情,也不是壮阔的历史,而是作家和我们每一个人参与创造并将继续经历的这个时代,以及关于这个时代的一切精神状况吧。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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