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方书是中国古代中医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汉书·艺文志》中称之为“经方”，并解释曰：“经方者，本草食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治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是知所谓经方，就是古代医药方剂的统称，《汉书·艺文志》中曾著录有“经方十一家”，但多已失传。值得庆幸的是，近百年来的出土文献中多次发现了这类医方书，现在所知最早的是湖北关沮周家台秦墓出土的病方书，简文中还保存有“去黑子方”“己龋方”等病方名，其次就是著名的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医书中的《五十二病方》，该帛书保存基本完整，现存462行，共计有291条，分别记载了49类疾病、医方283个、药名247种，是汉代初年临床医学和方药学发展水平的真实记录。
武威医简是继马王堆医书之后又一次汉代医方的重要发现，1972年11月发现于甘肃武威县柏树乡五畦村旱滩坡的一座汉墓中，该墓的时代考定为东汉早期，故这批简又称为武威旱滩坡东汉医简。
这座汉墓是考古学上所说的“土洞墓”，简牍发现于墓主人尸体头部的一个麻袋中，保存基本完整，共计有92枚，其中木简78枚，木牍14枚。木简长23cm左右，宽0.3—1cm，宽简中都有契口，有三道编绳，内容都为古医方，其中一枚上书“右治百病方”，这是对前面所写简文内容的小结，“右”表示这枚简的右边，也就是这枚小结简的前面所抄写的各简，故这批木简又或称为武威医简“治百病方”。这些医方除了标注医方名之外，还列有病名、症状、药物名、用药剂量、服药方法、针灸穴位、禁忌等，内容涵盖了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等，较完整的医方有30多个，其中治疗内科疾病的医方14个，治疗外科疾病的11方，治疗妇科疾病的2方，其他还有治疗五官疾病、针灸方、膏药方等多种，用药100多种，既有植物类的如柴胡、当归、半夏、厚朴之类，也有矿物类的如丹砂、硫石之类，还有动物类的如龙骨、鸡子中黄之类，此外还有药物的泡制、剂型以及用药的时间，服药的方法和禁忌等等，内容非常丰富。
木牍长22.7—23.9cm，宽1.4—4cm。正反两面都有文字，除一枚上仅写一行文字外，其余都写有二行以上，最多的写有6行文字，内容与木简基本相同，都是医方，其中编号为84、85的两块木牍上抄写的两个医方，其名都是“白水侯方”，故又被称为武威汉代木牍“白水侯方”。
这两个医方都是治疗男子“七疾”（阴寒、阴痿、苦衷、精失、精少、睾下痒湿），原牍中残缺一疾之名。治疗“七伤”（阴寒、阴痿、阴衰、睾下痒湿、小便有余、茎中痛、精自出）的这种医方，在唐代孙思邈的《千金翼方》中称之为“周白水侯散”，可见这种医方从汉代到唐代是传承有序的。
武威医简
这里选登的是三枚木牍（如图），从右往左数，第一枚左侧残缺，从左侧最下很粗的校读符号可知，这是结尾的简，在整理编号中，这枚木牍是85乙，也就是说，它是这枚木牍的背面，其内容也就是前面介绍过的“白水侯方”的一部分，主要记录了男子“七伤”的一部分内容和治疗的医方。
中间一枚的编号为88甲，也就是编号为88木牍的正面，彩色照片上的文字已不很清楚，但借助红外线扫描后，其文字基本可读，木牍的正中是医方名：治妇人膏药方，下面分两栏抄写具体的药名和剂量，第三栏在抄写了最后一味药名剂量后，小结曰：“凡七物，以朌（肪）膊高（膏）舍之。”即此方一共有七味药，用猪肉脂肪调制成膏药。
第三枚的编号是91甲，说明它是第91号木牍的正面，分三栏抄写，其内容是当时药品的价格，如起首是“牛膝半斤，直（值）五十”，最后是“黄芩一斤，直（值）七十”，在这枚简的背面结尾是“凡直（值）九百廿七”，可见这是一枚记录当时药品价格的清单木牍。
这三枚木牍的内容不同，书写格式各异，第一枚满简抄写，行距和字距都很紧密，字体为隶书，书写平实工稳，自然随意。第二枚的书写则自有章法，方名居中，药剂分栏书写，小结居左偏下，虽同样是隶书，但其书写的空间较大，故文字书写比较舒展，特别是最后的“之”字在写不下的情况下，居然另列“舍”字之旁，也可见其抄写的随意自由。第三枚是顶格分栏抄写，虽多有隶书的笔意，但其文字的构形和用笔都带有行草的意味，其中如“斤”字的横折连笔，就是比较典型的行草笔法。因此，这三枚木牍的书体特征多少代表了武威医简的书写艺术，大家可以好好品味。
（文/陈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