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经济方面，实施计划经济的苏联则表现得过于垄断，国家牢牢控制着市场的方方面面，“固定到什么样的地步呢？苏联当时的物价是从来不上涨的。”
在盛世良看来，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政权失去了执政能力：“不敢强力镇压，也不敢完全放开，最后终于解体。”
中国不会成为苏联，但面对新情况也要保持警惕
长久以来，“悲剧”，已成为人们对苏联这个昔日超级帝国的一种共识。
而如何避免这一悲剧的重演，也日益成为新的课题——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战大背景下的今天，重提“新冷战”概念背后，恰是这个时代对于苏联式悲剧的自觉远离。
“中国当然不是苏联，中国也不会走向苏联那样的命运。”盛世良对小锐说。
他从体制、军事和经济乃至人文方面论证了自己的观点：“苏联当时觉得自己的制度才是最好的，想要把制度推向全世界，要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上中国不一样，尽管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但我们追求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是向其他国家推销和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另外对比苏联在军事上寻求的扩张，中国从来不这么做。我们是防御型，不扩张，也从来不侵略，可能会有冲突，但都尽量解决问题；此外，与苏联当时与世界的经济隔绝相比，中国的经济与世界高度融合，致力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不是美国的下一个死敌。” 彭博社也这样写道。
事实上，在世界推行全球化的多年里，中美经济早已交融一体。数据能够说明一切：截至2016年，苹果手机在中国的使用量达到3.1亿部，已经是苹果手机在美国使用量的两倍多；就在当年，美资企业中国市场销售额达到了6000亿美元；2017年，通用汽车在华销售量达到400万辆，已经超过在美本土360万辆的销售量。
但如果美国“需要”一个“敌人”，一个新的“苏联”呢？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向小锐指出的那样，当前我们无法忽略的是，当在经济、战略、外交乃至意识形态上均令美国感受到强烈冲击，中国便无法逃脱“被预测为苏联”的局面。
“现在出现了新情况，世界环境有了某些爆发新冷战的土壤，而且这些条件跟过去相比得到了显著增强，我个人觉得，还是要注意这些新出现的情况。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逆动潮流相当强劲，特朗普上台以后，这个倾向大大加剧……”时殷弘说。
在时殷弘看来，当前中国的应对之策，应着眼于“对内加强改革，对外改善贸易状况，必要时坚决进行贸易反击，加强国内自主创新”等。
“我们还要继续观察，不要轻易下结论，只要记住，中美关系基本倾向是上下波动。”他说。
